为什么释永信26岁便做了少林寺的主持方丈？
自从电影《少林寺》上映后，少林寺就成了国内的一面活招牌，名气响彻海内外，还有好多国外友人慕名而来，要学习少林功夫，现在少林寺里也出了很多很有名的弟子，比如大家熟悉的王宝强。
那少林寺的主持方丈又是谁呢，就是释永信。
后来又在非常长的一段日子呢，就是为了维护少林寺的少的可怜的权益去奔波，要么去各级政府上访，要么在上访的路上，那段日子是很辛苦的。但付出的多，回报的必然也多，师傅离开后，就把方丈这个重任交给了他。
很多人觉得释永信不是个好人，肥头大耳，是不是喝酒吃肉，其实这真的是对他的一种误解，他一直很能忍，不管外界怎么污蔑诽谤，都只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过可惜的是，太多寺庙里的事务要处理，反而耽误了他的佛学修为。
释永信还是真的挺有两把刷子的，去参观过少林寺，其实真的只是个比一般寺庙稍微不那么普通点，但是就是被他经营的非常出色，有时候慌言多了，大家都会相信了一些谣言，比如认为那边烧香要几百块，其实有免费的清香可以供。
所以他不当方丈，谁又能当方丈。
◎少林寺举行“出关”大典 ，十二大武术门派齐聚武林大会。
对释永信来说，商业的手段只是少林寺在当前缺乏足够多的传播少林文化渠道时不得已选择，而非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来自国内外公司递交的商业计划书，让依赖少林寺拉动地方发展的登封市蠢蠢欲动。
“和尚也要吃饭”，这是释永信解释自己做法的一个重要理由。但还是引来无数争议。在影视文化影响下，少林寺被赋予了极大的符号意义，成为某种崇高的象征。在很多人看来，释永信与地方政治 、商业机构的合作恰恰与之相违背。有一个例子，探索频道拍纪录片时不知如何翻译“方丈”两字，便直译为“CEO”，该称呼很快流传起来。
争议的源头
在被称为“CEO”两年前，释永信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减免信徒进入风景区内寺院门票”。这一议案并不因为仅仅只是“门票”问题而可以被轻薄。200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少林寺景区门票100元，每年超过1亿元的收入，少林寺分得其中30%，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少林寺的主要收入，然而释永信却真诚地希望减免，“最好取消”。释永信曾说，“信仰自由，却因为门票而受到阻碍，无论怎样讲，这都不合适。”然而如果没有门票收入之后，寺院的生活来源如何保障，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忧，随后少林寺与演出、出访、影视、旅游等活动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
接下来可能会有人质问，少林寺为什么不能像大悲寺那样？这也是网络上一个流行很久的帖子，一边是大悲寺的苦修，一边是少林寺的金碧辉煌。这个帖子对少林寺的负面影响甚至更大，因为提供了一个佛教界的参照系，少林寺被进一步推向了舆论中心。
大悲寺的苦修的确是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所敬仰的，然而宗教在精神层面的超世俗，并不意味着其在社会功能上就能完全脱离世俗，大悲寺的修行更近乎佛教的早期状态，托钵乞食、不捉金钱等等。而少林寺、法门寺等这种传承已久的寺院，不仅有寺产、僧俗弟子饮食起居，还承担了诸如外交、法事等各种仪式化的功能，这种历史的传承和政治功能，已经无法让这些“名寺”退回到佛教的原始状态，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少林寺与大悲寺，正是社会对佛教需求的两面：一边是外在的符号需求，一边是内在的精神需求，在两种需求中，对佛教乃至整个宗教的理解都在被进一步扭曲和撕裂。
多少人因为金庸的小说知道了少林寺，又有多少人因为30年前的电影知道了少林寺。然而在此之前有知道达摩祖师面壁9年的人恐怕远远少于前两者，少林寺的出名，就伴随着这种世俗的需求，在这样的暴风眼里出家，则需要别样的勇气和智慧。任何知名度都会迅速被转化成商业。
艰难的选择
如果单纯作为禅宗祖庭，少林寺与中国其他名寺没有太大区别，洛阳白马寺、浙江普陀寺和灵隐寺、庐山东林寺、陕西法门寺和大慈恩寺，都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少林寺的现代化，首先要感谢金庸先生。被写进武侠小说的少林寺在初始阶段，就因为武术而进入公众视野。第二轮的发酵是1979年，廖承志建议拍摄香港和海外观众都很喜欢的武侠片，香港中原公司选择了少林寺的题材。从文学走向电影，少林寺被进一步大众化，在电影票只需几毛钱的时代，创造上亿元的票房奇迹，加上后来的滚动播出，少林寺在中国变得无人不晓。但是，仇杀、战争、侠客的情节设置，让少林寺在公众心中离宗教越来越远。
电影播出之后，很快改变了少林寺周边的生存状况，当时少林村还没有拆迁，先是少林村的村民开起武校，旁边塔沟村也是如此，于是有了如今名震天下的少林塔沟武校。根据媒体调查，到了1985年之后，每户农民都做了生意，80年代中后期，游客数量接近300万的顶峰，富裕起来的村民翻修了自己的房子，到90年代，村里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5000块钱，据说在少林村搬迁前，村民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二三十万元。
“1992年的少林寺正处于极度凋敝之后的疯狂复兴之中，到处混杂着金钱、欲望与暴力的味道。通往少林寺大门的道路上，轿车、旅游大巴、驴车挤在一起。几十家小饭馆密密麻麻地排在路两边，都是些危房，到处是水泥裂缝和灰泥碎渣。”这是电影《少林寺》播出10年后，美国人马修来少林习武时看到的景象，他拜释永信为师，虽然师父没有亲自教授他武功。在中间人的介绍下，他给师父包了1111元的红包，当时和尚们还都很穷，睡在稻草铺成的大通铺上，经常要饿着肚子练功。少林寺的商业化，从电影播出的一瞬间就已经注定，在释永信担任住持之前，少林寺的商业化车轮已经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下启动。
并非是释永信将少林寺带向商业化之路，而是商业化浪潮下少林寺选择了释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善于入世斡旋的住持，少林寺如今是否有僧众都是个问题。
同时，少林寺还承担着更多的国家文化任务，诸如接待普京这样的国家元首，还有各种国际交流、表演，在国家文化战略中，少林的禅武从民间热潮变成了国家文化需求，形成文化名片的少林寺被卷进两个漩涡中：国家层面的“追名”，地方层面的“逐利”。释永信要在这两种政治语境下生存，要顺应并借势国家文化战略，同时跟地方经济利益也可能产生冲突，个人毁誉，恐怕都赋予了更多的政治与利益。
拆迁、官司、举报、文化输出，种种博弈之下，这已经不仅仅是释永信个人的故事，严肃地说，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传统佛寺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做主持不看年龄，看道行，修行，领悟，他有悟性，得道了，就可以做主持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志不在年高。
时代不同了，培养年轻人上位是大势所趋，也是政府大力提倡和实施的，不管修为、能力如何，只要能制造出很大的影响力的都可以胜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