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人物｜陈平原：从“发凡起例”到“有声的中国”
可惜梦想还是没能成真。这张沙发如今只能坐下两个人，其余的地方全被堆叠成摞的书籍占据了。有人问过陈平原，家里到底有多少册书，他答不上来，因为根本没有统计过。这倒很正常，毕竟夫妻两人都是北大学者，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更被外界熟知的身份是曾经的北大中文系主任。
最近，陈平原出版了一部新的论著《有声的中国》，这是一次极具开创性的探索，在过往对现代中国的关注中，声音是一个相对滞后甚至缺失的角度与对象。也因此，这一探索进行起来颇为不易，要面对资料稀少等难题。
“发凡起例”，这是陈平原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治学思路。倘若换成一句更为普及的说法，即“但开风气不为师”。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在这种自觉意识的导引下，他才主动地从文学视野中跳出，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在多元的未知中努力尝试拓展学科疆界。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标志性学者，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转向学术史研究，从学人精神到学科体制再到述学文体，完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三部扛鼎之作。也是从这里，他捕捉到演说对白话文形成与现代教育的作用和影响，开始思索“有声的中国”。
与此同时，陈平原的研究触角还延伸到大学、都市和图像——由北大的百年往事入手逐步追踪出愈发丰满的晚清以降大学史，从个人的北京记忆出发提出了“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系列课题，以晚清画报为契口发掘了近代以来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的知识转型过程。所以近二十余年，他每一次带着新鲜的著述出现在学界与读者面前时，都像是一次全新的登场。
陈平原的“发凡起例”如今已激起不少回声，尤其是由他发起的都市文化研究。从2003年起，他与哈佛大学学者王德威合作，联合近百位跨领域的国内外学者，分别在北京、西安、香港、开封召开以“都市”为对象的国际会议，产生了一系列兼及文学、史学、考古、地理、建筑、绘画、电影、音乐等多重视角与思路的议题，一批年轻学人也推出了自己的专著。
“做这么多尝试，我不敢说我每个专业都能成为第一流的专家，但我希望对每一个话题都形成高等常识，然后重新在人文学的旗帜下做一点沟通、对话和整合。我想回到一个话题：晚清以降，文、学分立留下来的巨大遗憾。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专业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跟其他专业对话了。”陈平原说。
在一篇题为《从万寿寺到镜泊湖》的文章中，学者王晓明这样描绘那次会议的情景：“那还是一九八五年的暮春时节，北京西郊的万寿寺里，几十个神情热烈的年轻人，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问题。就在那座充当会场的大殿里，陈平原第一次介绍了他和钱理群、黄子平酝酿已久的‘打通’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设想。”
在王晓明的回忆里，当时听到陈平原的发言，自己和许多同行都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几个月后，《文学评论》刊发了钱、黄、陈三人署名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读书》也以六期杂志连载了谈话体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986年，日本学者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人和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到访北大，点名要与他们三人座谈。
陈平原觉得，就学科的发展、学术的成熟度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言，20世纪90年代确实要比80年代有所进步。但同时互相之间的倾听与交流也消失了，各人做各人的研究，各人写个人的论文，不再关心别人的思路和命题，“不要说文科、理科、工科、医科不在一起讨论话题，连文科里面的各个院系也不讨论，甚至一个系里不同(研究)时段的人也都不讨论了。”而这背后，一个更大的失落是，大家已经没有了共同关心的话题。
在公众的既有印象里，陈平原大抵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既鲜见溢出胸怀的慷慨意气，也没有什么登高一呼的惊人之语。甚至连他自己也“自白”：“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与其临渊羡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但事实上，他只是把心情“压在了纸背”。在内心深处，他一直都徘徊于书斋生活和社会关怀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