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年轻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组织刺杀晚清摄政王载沣，失败后题诗一首，以名死志。他走上叛国道路后，有人将其诗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从革命志士转变为亲日叛国者，汪精卫数次遇刺，但最终未能阻挡其走上叛国之路。
南京遇刺，张学良一脚踢飞“歹徒”
1932年“一·二八事变”当天，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内政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及外交部部长，从而形成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主党的局面。就职之初，汪精卫提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方针，对外的解释是“国民政府就是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
如他所说，“政府今后的措置，应严格规定最低限度的标准”，“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盖军事上若不积极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若外交进行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大致而言，汪精卫上台之初，对于日本侵华行径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比较务实的。由于热河失陷，汪精卫还做出了“愤而辞职”的举动，出洋考察去了。
汪精卫对日态度的变化发生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后。此时的汪精卫认为对日最宜“着重外交途径”，声明“有人非难过去不抵抗而丧失国土，今日则由抵抗而丧失更多领土；实则以中国现有之国力，最初就知道虽抵抗亦毕竟无胜利之望”。
1933年，他任行政院院长，任上不但与日本签订一系列卖国条约，还镇压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表示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方针。
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表态：“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相互猜忌之心理，与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一天消除。”“中日两国间之根本问题，必可得到合理之解决。”广田对中国特使王宠惠说：“中日两国要实行亲善，中国应完全制止排日行为。”听到汇报的汪精卫第二天就下令宣布禁止排日言论。此后，日本在华不断挑起事端，中方则步步退让。
汪精卫因“亲日”言行，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上午9时许，国民党中委在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汪精卫致词后，与会代表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前等候摄影。由于现场比较混乱，蒋介石拒绝下楼参加合影，为了等蒋介石，耽搁一些时间。9时35分，摄影完成，在场人士准备回会议室继续开会。突然，人郡中闪出一记者打扮的青年，掏出左轮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汪应声倒地。现场秩序大乱，张静江滚在地下，孔祥熙慌忙钻到汽车底下，罗家伦则夺路跑入厕所躲藏。只有张继和张学良反应迅速，抱住开枪青年，汪精卫的警卫方如梦初醒，开枪打中他，并最终将其抓住。
根据此事件改编的电影《刺杀汪精卫》海报
这位青年名叫孙凤鸣，是在“暗杀大王”王亚樵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深入虎穴，刺杀汉奸的。汪精卫身中三枪，负重伤送医。他自认“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自己被刺杀的主要原因是替蒋介石在对日政策上背锅，却没有反省正是因为自己此前颁布的一系列对日妥协的法令，导致了这一结果。
孙凤鸣雕塑
汪精卫发表“艳电”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闻讯从海外回国，在菲律宾马尼拉，汪精卫迫不及待发表谈话，表示中国诚心与日本合作，希望日本采用寻常途径，恢复中日外交关系。然而，当他到达中国时，事变已和平解决，汪精卫“主持中枢”的希望破灭，蒋介石对其态度冷淡，汪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不过汪精卫对日态度依然谄媚，认为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只有沉默以对，“越沉默，越坚决，越勇壮”，主张抗日，是“浮嚣”，“不度德、不量力，好大言、无实际”，是“幼稚的、虚骄的爱国心”。
七七事变后，汪精卫在公开场合暂时收敛亲日活动，说出“中途妥协，只有灭亡”这样的话语。但他骨子里仍认为“和才是上策”。10月，汪精卫又说：“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候我们再打。”以汪精卫为中心，周佛海、熊式辉、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周佛海在南京的私宅——西流湾8号组织了所谓的“低调俱乐部”。他们声称主张抗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高调，鼓吹“战必大败”“抗战必亡”。
汪精卫
1938年7月，汪精卫、周佛海等指使高宗武去日本会见日本首相与陆军大臣等重要人士，商定“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日本五相会议随即制定了“逼蒋下台，扶汪上台”的谋略。
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所希望中国的，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不久，梅思平、高宗武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进行会谈，讨论汪精卫投敌的所谓“和平”条件。
汪精卫等获知谈判结果后，召集亲信秘密商议七八次。最终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周佛海等乘飞机由重庆潜至昆明，19日由昆明飞到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其主要观点是要求国民党政府根据近卫声明的条件“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等不顾全国唾骂，走上叛国投敌之路。
汪伪政权时期汪精卫检阅汪伪军
河内遇刺，秘书做了替死鬼
汪精卫一行到河内后，考虑到安全因素，最终住进了高朗街27号的一处寓所。此时，汪精卫发表“艳电”的行径引起哗然舆论，全国军民一片声讨。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开会研究处置汪精卫的办法时，可谓群情激昂。蒋介石表态，汪精卫“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据此，汪精卫被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成为全国声讨的卖国贼。
恰在此时，诱降汪精卫的日本首相近卫下台，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汪精卫并不感兴趣。汪精卫急忙派高宗武去日本斡旋，最终在1939年3月，平沼内阁口头承诺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府。
蒋介石虽然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不过并没有立即下令通缉汪精卫，仍希望汪精卫能“幡然悔悟”。1939年2月，蒋介石秘密派遣原来“改组派”大将、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携带长达七八页的亲笔信到河内见汪。信中表示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但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蒋介石还暗示，汪精卫的党籍与职务在适当时候仍可恢复。谷正鼎还带去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护照，劝说汪精卫一行去欧洲旅行散散心。
在谷正鼎去河内之前，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去香港面见周佛海，同时带去陈布雷的亲笔信，试图劝说周佛海脱离汪精卫，返回重庆。尽管有人回忆说汪精卫一度心动，但其妻陈璧君1954年的交代材料写得非常明白，汪精卫断然拒绝蒋介石的劝说。
同时，汪精卫将所谓“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其中包括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以及林柏生。不久，又成立了政治、军事、财政三个委员会，汪精卫自任政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佛海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就是汪精卫集团的核心。汪精卫四处派人，物色党羽，先后拉拢曾担任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的叶蓬及失意文人樊仲云入伙。他还派周化人潜入重庆，试图拉拢原来汪派人物脱离抗战阵营，这些都让蒋介石起了杀心。
1939年初，陈恭澍奉命南调，经上海转香港，与戴笠、王鲁翘一同抵达河内。在戴笠等抵达河内前十几天，军统派方炳西先行到达，他遵照戴笠的指示，做好相应布置。
他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了一栋二层房子，作为“河内工作”的指挥部。之后又买了一辆福特牌二手汽车作为交通工具。戴笠在简单介绍汪精卫出走及发布“艳电”的情况后，对陈恭澍等人说：“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某仍在不断地与日本方面保持接触。最近这两天，我虽然和此地的几个关系人碰过面，也多少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可是总觉得还不够充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
戴笠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多方侦查汪派的活动。不久，戴笠派岑家焯与余乐醒两位到河内坐镇，具体负责行动执行的就是陈恭澍，刺客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等，先后在河内执行这一任务的军统人员共计18人，自称“十八金刚”。
汪精卫1939年2月在河内为女儿操办婚礼，图中汪精卫（左七）夫妇与大女儿汪文惺（中间白衣者）和女婿何孟恒合影。
据侦查，汪精卫到河内后，先住在“丹岛”的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但因发现周围有可疑人员，又搬到高朗街27号。这处住宅是一幢三层西式洋房，距河内闹市区不远，但很僻静。汪精卫住进去后就深居简出，由曾仲鸣负责对外联络。军统行动小组多次跟踪汪精卫，试图在途中下手，但汪精卫得到大批法国军警的保护，因此行动迟迟不能进行。
1939年3月19日凌晨2时许，戴笠发来密电，内容是“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接到电报后，即召集全体行动人员，布置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主要内容为：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某的住所为攻击目标；出动后，由本人（陈恭澍）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脱去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余鉴声同志协助；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行列；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三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出发的时间，自即刻起，请各同志在战备状况下，听候通知。
3月21日晚上11时40分，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张逢义、陈步云等六人由陈恭澍驾车，前往高朗街27号汪精卫住处。高朗街主要是法国人居住区，平时行人就少，到了深夜更是人迹稀少。一行人到后，陈恭澍令张逢义、陈步云留在外面接应，其他四人翻墙而入。他们用斧头砍断竹篱笆，爬进花园，再用钩索爬上三楼，进入住宅走廊。
一切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但人算不如天算，当晚曾仲鸣的妻子从香港赶到河内，汪精卫夫妇临时将自己三楼右首靠近大街的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居住。行动人员根据侦查情况直扑大房间而去，由于房门紧锁，无法打开，于是从楼下递上斧头，劈开房门。
黑暗之中，不辨真假，隐约见床下有人，于是连开数枪，击中床下之人。高朗街寓所中的随从戴芸生、陈国星与厨子何就闻声出来查看情况，也中弹负伤。汪精卫听到声响后出门查看，被同住的何文杰、汪文惺夫妇推回房间。行动人员撤退时，撞见汪精卫的内侄陈国琦，复开枪打伤其腰部。由于法国军警闻讯赶到，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三人被捕，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获自由。汪精卫对曾仲鸣被刺非常愤怒，与蒋介石关系决裂。
在河内期间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夫妇
河内遇刺后不久，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会议记录，声称与日谋和并非其个人主张，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看法，并公开说中共领导的游击战是“流寇”，是共产党“趁火打劫”。蒋介石随即进行回击。4月，《大公报》公布汪精卫与日本勾结的证据，6月7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
遇刺后一个月，汪精卫等匆匆登上日本商船“北光丸”号前往上海，走上了叛国建立傀儡政权的不归路。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因1935年孙凤鸣刺杀他留在身体中的子弹生锈，引发败血症，死于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府倒台。最终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汪精卫夫妇跪像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本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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