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彩礼上升很快，这固然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但男多女少是一个重要原因。
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成为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突出问题，引发了社会的热切。我国自198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这些出生人口进入青壮年阶段的男性数量多于女性数量。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年龄段男性比女性多出1752万。男女比例失衡使一些在个人以及社会经济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男性成婚困难，同时出现了彩礼大幅上涨的现象，不断上升的结婚成本不仅使适龄婚配男性及其家庭感到焦虑，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彩礼支付作为一种婚姻支付的形式，在民间根深蒂固，具有很强的习俗性。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婚嫁习俗也有差别，但如今在许多地区出现了“高价彩礼”、“学历彩礼”等现象。引起彩礼上涨的因素众多，除了性别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攀比心理、铺张浪费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高价彩礼”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在部分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高价彩礼”会让一个家庭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彩礼金额水涨船高，“高价彩礼”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山东菏泽地区存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三斤三两”式彩礼要求，“万紫千红一片绿”指1万张5元紫色钞票，加1000张百元红色钞票，加一片50元绿色的钞票，这些数额相加多于15万；“一动不动”意思是要有房有车；“三斤三两”指订婚礼金要论斤秤三斤三两人民币。
伴随着女性受教育情况的改变，社会上还出现了“学历彩礼”。例如在甘肃的部分地区，以女性的学历作为索要彩礼的标准，通常的“价格”是：本科10万元，大专8万元，中专6万元，女性家长以学历为标准索要不同的彩礼的原因是为了获得女性在受教育期间家庭支出的补偿。
有研究证实了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支付的影响，适婚人口性别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彩礼支出显著上升3.014%。以江西省为例，江西省2010年90后适婚青年男女比例为120.8：100，有关“天价彩礼”的事件层出不穷，而在江西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彩礼金额甚至会高于其他地区。2021年3月，江西九江银行推出的“彩礼贷”业务引起了网络热议，而后因有悖公序良俗，九江银行很快回应了“彩礼贷”所引发的舆论热议，同时撤销了广告，但“最高可贷30万”的背后仍旧是饱受诟病的“天价彩礼”乱象。
“天价彩礼”最直观的诱因就是男女比例失衡，在农村地区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在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地位的男性婚配难度十分大，但是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条件下，根据供需理论，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持续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和彩礼定价权，再加上部分地区攀比、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高价彩礼问题将持续成为社会痛点。
政府部门针对“高价彩礼”也开始作出回应。2021年正式施行的《民法典》中对婚姻彩礼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它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强调要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国家民政部门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江西、河北等地也为约束“高价彩礼”现象下发了通知，推进婚俗改革。
婚姻风俗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映，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反映，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高价彩礼”乱象背后的性别失衡。抵制高价彩礼，遏制不良风气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只要我们采取合理的政策，同时积极引导形成正确的婚俗观，“高价彩礼”最终一定会成为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