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凌宇：战争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设 | 世界经济与政治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

查尔斯·蒂利总结了中世纪晚期西欧现代国家生成的历史经验，发现统治者为了应对或消灭国内外挑战者，被迫向境内的居民汲取财政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以税务、财政、信息和监督部门为主的官僚机构得到大力加强，进而带动整个国家机器实现全面扩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领土主权国家则是联合国体制下非殖民化运动的结果。二战之后，”国际对手”取代国际战争成为该地区广泛存在的国际冲突形式，但由于它无法对国家的生存形成足够强大的威胁，所以不会显著地影响这些国家的能力。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频繁的内战对民众的安全构成了现实和经常的威胁，反而有助于国家向社会汲取更多的资源。战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建设功能还受制于三个结构性因素，即族群政治、自然资源依赖和外来援助。它们不仅削弱了国家机构的权威和工作效率，而且让统治者认识不到深入渗透到社会汲取资源、强化国家机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而对国家建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作者对1975—201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宏观数据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支持了绝大多数理论假设，发现自然资源依赖虽然显著地降低了国际对手对国家建设的作用，但同时显著地促进了国内对手的国家建设功能。

本文旨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来检验和拓展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关于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蒂利的理论植根于近代西欧的国家建设经验。西欧是主权国家制度的发源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领土/主权国家制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体制下非殖民化运动强行移植的结果。 蒂利认为发动和从事战争所产生的巨大财政需求会迫使国家渗透到社会汲取更多的资源。为此，国家不得不加强财政、税收部门以及其他国家机器的建设，结果使得国家能力获得整体性的提升。

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约束条件。一方面，在联合国体制之下，主权国家被禁止通过暴力和战争的手段改变领土疆界和国家版图。这个结构性变化导致了国际战争大量减少，几乎消灭了旨在改变领土现状的国际战争。另一方面，由于殖民统治与仓促非殖民化的影响，以权力私有化和小集团化为特点的族群政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很普遍。它为蒂利模型在该区域的应用添加了新的变量。西欧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还存在两个结构性差异：西欧国家普遍缺乏自然资源，这是跨境贸易和大航海兴起的前提条件。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富有石油、天然气和钻石等自然资源。而且，这些国家从独立之始就接受大量的国际援助。在索马里这样的国家，外援甚至一度成为国家机器运转不可或缺的前提。这也是领土/主权国家在欧洲发硎时所不具备的影响因素。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上述区别以何种方式并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战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设的影响。

下文包括五部分：概述蒂利关于国家建设的原生模型及其发展，阐明本文的原创性贡献；探讨蒂利模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用的约束条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猜想；研究设计和统计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以及探讨”战争驱动模型”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相应地，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是国际关系学中最重要的问题领域之一。国家建设简言之就是”建立、恢复或重建功能正常的国家机器以履行国家基本职能的过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强调国家建设的强制性，他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事关建立韦伯所谓的对一定领土上合法暴力的垄断。（国家建设）在本质上是强制手段的集中，而在操作上则是在中央政治权威控制下的军队和警察。”由于欧洲是主权国家制度的发源地，所以，经典的国家建设理论往往以欧洲国家为经验基础，其中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就是蒂利的”战争驱动模型”。蒂利承袭了由奥托·亨茨（Otto Hintze）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等开创的国家建设的”战争主义（bellicist）”传统，从财政功能的角度来探讨战争对国家建设的影响。他的贡献被简要地概括为”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wars make states, and states make wars）”这句格言。

在蒂利的原生模型中，连接战争和国家建设的关键变量是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征税是蒂利立论的切入点。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认为财政汲取能力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存续的标志，是最基础的国家能力。对于纳税人来说，税负是痛苦的。但在国内外战争所造成的结构性威胁之下，他们会倾向于与统治者合作，承担更多的税负，目的是换取统治者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资本家同时期待统治者为他们的投资提供合理的回报。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首先要强化和扩张税务部门。为此，统治者还必须相应地加强统计、信息、国家安全、监督、计划、警察等相关部门，进而带来国家机构的整体扩张。这是所谓的替代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不仅如此，国家税收是有刚性的。税率一旦上升到一定的水平，即使战争结束，也不会轻易下降，这就为国家机器维持扩张后的规模提供了必要财政支持。这被称为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两个效应朝着同一方向发挥作用，共同推动国家机器全面扩张。战争不仅强化了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能力，也增强了它们的合法性。共同面临的生存威胁尤其是来自外敌的致命威胁会显著地强化国民的”共同体”意识，提高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又会反过来削弱国民在交税时的情感和认知约束，进一步强化国家的能力。

蒂利的理论清晰地展示了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因果机制，启发和催生了众多次生模型的构建。蒂利之后，学者们一方面运用他的理论来解释拉丁美洲、非洲、美国、古代中国和以色列、埃及等国的国家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和缩小战争的内涵以及在战争与国家建设（能力）之间添加干预变量，发展蒂利的模型。

虽然蒂利的”战争驱动模型”具有很高的简约性，但鉴于它以近代早期的西欧国家为经验基础，所以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地区具体性理论。蒂利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西欧以外地区的国家建设历程，就需要进行理论重构和经验检验。在蒂利开创的这一战争财政学研究纲领中，非洲是一个被观照的地域，迄今为止出现了两个界碑性的研究成果。它们构成了本文理论建构和经验检验的基础。

杰弗雷·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对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建设的”反事实推理”是蒂利模型最直接和最著名的应用之一：赫伯斯特强调国际战争在塑造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外战，非洲国家的税制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家能力不可能提高。当代非洲的领土/主权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体制下非殖民化运动的产物。它们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经历过长达数百年的国际战争的”自然选择”，既不具备”经验国家（empirical state）”所必需的国家能力，也培养不出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民族主义。外来援助和“结构调整方案”等国际因素固然也会给这些国家施加一些压力，但国际社会既威胁不到它们的生存，又为这些国家提供了维持国家运转所必需的财政资源，所以，非洲国家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提高以税收为主的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扩张国家机器，也未能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从而导致非洲大陆国家建设的普遍失败。

赫伯斯特的经典论文有三点值得改进：第一，他笼统地谈论非洲，没有区分撒哈拉以南和以北的非洲。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aever）认为，安全相互依赖通常以地区而非国家为基础。历史地看，绝大多数国家主要关心邻国的能力和意愿。所以，安全化和安全相互依存更多地存在于区域复合体成员国之间，而不是这些成员国与复合体之外的国家之间。复合体也受到全球权力斗争的影响，但地区权力斗争具有高度的自主性。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s Lemke）也认为战争与和平的区域差别是显著的。它们构成区别于全球体系的国家关系次体系。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研究的惯例是把撒哈拉以北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划入中东的范围。埃及等国家与西南亚国家在文化和宗教上有着很强的亲缘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争的频率来看，北非国家也远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仅埃及一国就五次参与中东战争。据此，可以认为这两个区域对于”战争驱动模型”有着不同的适用性。本文沿袭这个学术惯习，将研究对象锁定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第二，如上所述，赫伯斯特的研究是对蒂利理论的应用和检验。他以反事实推理的方式验证了蒂利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国际战争显著地促进非洲国家建设，但是，他没有充分地考虑其他结构性条件可能对“战争驱动模型”产生的影响。这些条件包括族群政治这个政治/文化因素和自然资源、外来援助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经济/政治因素。正如下文所要论证的那样，这三个因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别于近代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显著特色。第三，赫伯斯特的研究是描述色彩较重的定性分析，所以他的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猜想，尚待大样本统计分析的检验。此外，赫伯斯特的文章发表于1990年，距离今天已经接近30年，其理论猜想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今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需要更新数据后的统计分析来予以验证。

卡麦隆·蒂斯（CameronThies）的系列研究探讨了蒂利命题在当代发展中世界与后殖民国家的适用性，是“战争驱动模型”的一个显著进步。蒂斯主要的贡献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争锐减的事实，引入了“对手（rivalry）”这个概念，替换了蒂利模型中的（国际）“战争”。对手是对某一个国家或主权国家政府形成事实或潜在的军事化威胁，或者与之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或反政府组织。换言之，对手包括两种类型，或者已经同国家发生过战争，或者有能力给国家造成现实的威胁，并迫使国家进行战争动员，以应对准备可能到来的新的冲突。这个转换缩小了自变量的内涵，扩大了蒂利模型的外部有效性，拓宽了“战争驱动模型”的应用空间。

蒂斯发表于2007年的论文是对战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设影响的系统检验。从理论上看，蒂斯主要的贡献是把国际“对手”这个概念引入理论和计量模型，替代了国际战争。尽管如此，蒂斯的研究存在着四个较大的缺陷：第一，从理论上讲，蒂斯讨论了族群政治对非洲国家的影响，但却将自然资源、外来援助这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排除在外，忽略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政治的特殊性。第二，蒂斯探讨了族群政治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设的影响，但并没有考虑族群政治对战争的国家建设功能的干预。在他的计量模型中，也没有设置检测族群政治影响的交互变量。第三，蒂斯的因变量是国家能力，由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度量。这个指标很粗糙，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在盛产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的所谓“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税收通常很低。国家依赖自然资源出口而不是向国民征税来维持政府的运转。所以，本文建议至少要使用一个能够容纳这种差异的指标。本文的选择是杰克尔·库格勒（Jacek Kugler）和罗纳德·塔蒙（Ronald Tammen）等创建的“相对政治汲取能力（relative political extraction，简称RPE）”这一数据。第四，蒂斯的经验检验结构与研究结论不符。蒂斯的研究结论是蒂利的理论适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和国内对手显著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能力。但是，参照原文的表3，却不能简单地得出这个结论。蒂斯运行了两种统计模型：一种是最常见的普通最小二乘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简称OLS），另一种是面板修正标准差模型（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 model，简称PCSEs）。在统计分析中，我们通常把简单、初级的模型用作基线或参照模型，而把较高级模型的运行成果视为经验发现。蒂斯认识到PCSEs模型有助于克服OLS模型估算效率低、系数变异大等问题，所以可以视为更高级的模型。根据表3，PCSEs模型中所有的变量均没有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在OLS模型中，模拟国外对手的三个变量中的两个——持久对手（enduring rivalry）和战略对手（strategic rivalry）——以及国内对手的一个变量都产生了期待的影响。所以，蒂斯报告的结果出自粗糙和初级的模型，对其研究结论有必要存疑。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以赫伯斯特和蒂斯的著作为基础，在理论上探讨战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设的影响及其主要约束条件，并根据最新的数据对相关的猜想做出经验检验，具体而言就是根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特点，探索战争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以及干预变量对这种关系产生的影响。

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约束条件与战争的国家建设功能

从内容来看，国家建设包括国家能力和合法性两方面的内容，本文考察的对象是国家能力。关于国家能力，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体现了政府控制境内人口、活动和资源的水平。由于国家意志通常由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来代表和贯彻，中央政府的能力通常被视为国家能力的同义词。在种类繁多的国家能力之中，以税收能力为主的财政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通常被视为国家能力的基础和核心：国家行使任何其他职能——军事建设、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经济和福利性公共物品的供给等——都需要财政支持，而政府收入的常规来源就是税收。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将征税能力称为国家的“基础性能力（infrastructural capacity）”，认为当今世界的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间都更深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它的基础性权力获得了极大的增长”，比如国家有能力测量公民的收入和财富来源并强行征税，而且无须征得本人、纳税人的亲属或邻居的同意。鉴于税收的重要性，在经验研究中，国家建设或国家能力经常被操作为征税能力。

在国家形成上，欧洲国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存在根本区别。对于欧洲而言，无论是领土主权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形态的产生和传播，还是国家版图的形成，都是残酷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亨德里克斯·斯普鲁伊特（Hendrix Spruyt）指出，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存在着三种国家形态：城市国家（如不来梅）、城邦（如汉莎同盟）和领土主权国家。三者相互竞争，结果是领土主权国家最后胜出。领土主权国家通过中央集权阻止了大规模的搭便车行为，实现了经济的理性化并且提高了国际信用，同时通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手段降低了交易成本。由于上述原因，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也更强。相比之下，非洲虽然拥有古老的政治文明，但非洲大陆的国家版图和主权国家制度主要是由19世纪的殖民统治者强加和20世纪的大国政治移植的。在长达584年（1415—1999年）的殖民统治期间，非洲传统的政治体系被摧毁。如果说非洲被强行纳入现代世界体系是殖民者强加的，那么非洲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则是非殖民者强加的，是联合国体制下非殖民化的结果。皮埃尔·恩格尔伯特 （Pierre Englebert）甚至认为，非洲是”欧洲的”，它与非洲社会格格不入，不是从非洲社会的群体和个人关系中自然演化而来的。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把非洲刻画为“高度包容的国际法和政治机制的援助‘司法人工制品（juridical artifacts）’”“礼节上的国家（states by courtesy）”。

非洲国家缺乏国家建设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国家大规模独立以来，相互之间很少发生国际战争。这是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与当代非洲在国内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差异。蒂利发现，在从990年到1992年间的一千年里，战争一直是欧洲国家的主动活动。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欧洲频繁发生动辄以五年、十年为单位计算的国际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比如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英荷战争（1652—1674年）和北方战争（1700—1721年）。在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经历的大国战争分别为34场和29场，两个世纪战争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为1．6年和1．7年，世纪内战争年份占比分别为95%和94%。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述三组指标分别下降到20和15、0.4和0.4以及40%和53%。

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独立后经历的国际战争要少得多。在1960—2013年间，这一地区共发生了63次武装冲突，其中国际冲突7起，占比约12%；国内冲突为56起，占比约88%。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国际冲突普遍持续时间很短。例如，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争夺阿加切地带（Agacher Strip）的战争于1985年12月25日爆发，12月31日即宣告结束。乍得和尼日利亚对乍得湖的争夺战，持续时间为1983年4月18日到11月1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欧加登战争”是冷战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影响最大、烈度最强的领土冲突之一，但也不过是从1977年7月持续到1978年3月。显然，非殖民化以来非洲的国际战争在持续时间、规模和烈度上都难以望欧洲国家项背。

撒哈拉以南非洲缺乏国际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联合国体制严厉禁止通过战争吞并兼并他国领土。而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战争的主要目的要么是抵抗别国的武力兼并，要么是吞并其他国家的领土，为商业发展开辟更大的市场。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十分血腥。中世纪末有300多个主权实体，经过连绵几个世纪的战争的清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只有约30个国家留存下来。所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战争匮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结果。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都严厉地禁止国家通过发动战争来改变雅尔塔体制下的领土边界，后者还大力推广和平共处的泛非主义意识形态。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国家以战争改变领土现状的企图几乎都失败了，例如索马里通过欧加登战争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的企图。而且，非殖民化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历的少数国际战争，其目的主要是推翻敌对政权或改变对方的外交政策。1979年坦桑尼亚入侵乌干达，目的是为了推翻阿明政权；20世纪70—80年代南非和邻国频繁开战，目的是为了捍卫它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两种类型的战争很难催生强大的民族主义。据此，赫伯斯特等指出，国际战争的缺乏导致纳税人感受不到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威胁，无法接受国家进一步的汲取要求，从而显著地削弱了非洲国家的征税能力，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扩张。

然而，蒂斯指出，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缺乏大规模、长时间的国际战争，国际对手 发挥着此类战争对国家建设的促进作用。战争是国际竞争的极端形态，对手则是国际竞争和安全威胁的常态。汤普森把对手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空间对手（spatial rivalry），目的是控制某块有争议的领土；二是地位对手（positional rivalry），目的是在国际体系或次体系中竞相施加对某些活动和荣誉的影响；三是意识形态对手（ideological rivalry），冲突的原因是推崇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宗教等信仰体系。他还提供了另一个类型学的标准，把国际对手分为族性、策反（dissdents）、资源和地理（access）四种类型。同样重要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很多对手并不是单一类型的。例如，在1971年，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被定位为空间和意识形态双重对手；在1989年，肯尼亚和苏丹是地位和空间对手。

对手的存在确实为执政者提供了动员和征税的借口。然而，对手毕竟不等于真枪实弹的战争，尤其不同于中世纪晚期欧洲国家之间那种事关生死的军事斗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以色列是罕见的例外。自1949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始终面临着被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团团包围的地缘政治困局，每次战争都是为了生存而战，亡国的危险始终存在。这样的生存环境是以色列国家建设的强大动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平民，都难以感受到那种强大的、令人窒息的结构性压力，所以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到民间汲取资源，或者去改善税收系统，向既得利益者征税。国际战争与国际对手之间存在一个相同点，那就是军事对峙往往发生在国界边境的农村或牧区。赫伯斯特认为非洲国家普遍面临国家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国家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财力把统治辐射到首都以外的地方，难以在这些地方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和税费征收。在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等国家，部分国土处在政府的控制之外，不是军阀横行，就是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边界地带往往是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这反过来增加了财政汲取的难度。这些国家主要的控制范围是在城市，城市又是非洲国家的经济中心，纳税人集中居住在这里。由于地理距离的存在，他们对于边境的危机未必感同身受，所以并没有迫切的愿望捐出身家，保家卫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国家没有能力来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感情，也没有机会来动员和重组社会关系以建立代议制政府，实现法治，投资基建和刺激经济发展。相比之下，在西欧民族国家生成的过程中，领土扩张是新兴国家培育民族主义、加强国家对社会渗透的重要手段。

此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对手要比国际战争延续的时间长得多。例如，乍得和利比亚之间的敌对关系维持了29年（1966—1994年），加纳和多哥的紧张关系持续了36年（1960—1995年）。在这一地区，绝大部分对手之间一直没有发生战争，虽然难免经历零星的冲突。国家并没有充足的理由长期地向社会汲取资源。而且，对手虽然长期存在，但不会直接威胁到纳税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平民会逐渐习惯关于战争威胁的长期宣传，国家无法有效地增强平民的纳税意愿。

20世纪60年代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内战频繁著称。这也是世界性的趋势。近十年来，不仅索马里、苏丹、刚果（金）等国的冲突在延续，津巴布韦、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和肯尼亚又出现了紧张的族群关系或冲突事件。内战最直接的影响是破坏了物质和人力资本，前者如平民和士兵，后者是基础建设和资源，这就削弱了国家的统治能力。在蒂利的原生模型中，国内冲突的国家建设作用体现在”消灭或中立领土范围内的挑战者”。一个国家如果能成功地消灭内部对手，就能够强化汲取能力、发动战争并保护其主要的支持者从而赢得他们的支持。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国家民众持续地发起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的斗争，引发了很多少数群体抗争和阶级斗争。国家不仅要适应，而且不得不汲取更多的资源来应对这些竞争。内战不仅迫使国家增加汲取努力，而且要求国家招募士兵来作战。爱国主义在战争动员过程中起了润滑剂的作用，但它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因为士兵会向国家提出合理或不合理的补偿要求。此外，国内骚乱还会由于民众为了适应新的国家机构而发生。例如，意大利城邦经历了大规模的国内外纷争，导致了政府形式的变化。人们在这个过程中适应了新的统治形式。此外，国内冲突也会引发国际战争，从而进一步增强对国家的压力，比如拿破仑战争就是由法国内战外溢引起的。

不过，蒂利承认，在内战中，“人们分裂为敌对的阶级，国家政策偏袒某个阶级，所 以，‘国家建构（state making）’削弱了对某些阶级的保护“。赫伯斯特论证的重点是国际战争，对于国内战争的国家建设作用，他语焉不详，但认为它是积极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安全威胁也会迫使国家增加收入，但由于它们并不威胁国家的生存，严重程度远不如欧洲历史上盛行的国际战争。相反，内战会导致同一国家不同群体的分裂和敌对，所以，国内战争对国家建设的积极作用不如国际战争那么强大。对于内战的国家建设作用，蒂斯的观点较为消极。他认为“新庇护主义（neopatrimonialism）”架空了国内对手对国家建设的积极作用。虽然国家确实打算彻底消灭它们，但通常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消这些威胁。尽管如此，蒂斯却假设国内对手显著地强化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能力。从理论到假设之间的逻辑断裂显而易见。

后文将要论证，族群政治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治的底色，由此滋生了广泛的腐败、裙带关系和庇护，结果削弱了国家机构。相应地，这些国家的很多内战都是族群冲突，或者至少受到族群政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的战争决策难以赢得敌对族群民众的支持，难以有效地扩大税基。不仅如此，竞争性的族群如果达到一定规模，就会具备进行暴力斗争和财政汲取的能力，成为执政者的政治对手。执政者如果选择镇压，可能会导致国家出现事实上的分裂；如果纵容或者妥协，又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就使得非洲国家的内战具有残酷的“零和游戏“的特性：战争的胜利只会造福于赢得战争的族群，无法赢得其他族群的支持，反过来削弱了统治的合法性，使非洲的国家机器陷入“推倒—重建—再推倒”的恶性循环。

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无论国内冲突的性质如何，相对于稀缺、短暂和低烈度的国际战争，内战直接地影响到民众的人身安全和日常生活。内战的直接影响就是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高企、资本外逃、企业和公司倒闭、产权制度被破坏、税收和投资急剧下降。更重要的是，警察等维持社会治安的合法暴力组织也会遭到破坏或摧毁。如果国际对手对民众人身安全的威胁是潜在的，那么内战对生命和财产的伤害 则是直接和现实的。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论，安全需要是仅高于生理需要——比如对食物的需要——的基本需求。作为对民众政治服从和纳税的回报，政府的责任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大体分为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四种类型，其中最基本的是安全物品。相对于良好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政治性公共物品和福利—经济性公共物品，国内安全这一公共物品显著地影响到国内政治稳定，是人们最重视的价值。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前提下，民众有更强的动力选择支持国家击败反政府组织，并为此承担更高的税负。

蒂利模型在欧洲以外的适用性取决于特定地区面临的约束条件。本文认为，在国家建设方面，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当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受制于该地区的三个结构性差异，即族群政治、自然资源和外来援助。三个因素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该地区战争对国家建设的影响。

一是族群政治。族群政治是欧洲殖民统治的一个政治后果。非洲的前现代政治结构“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在权力结构上，非洲建立了部落封建制度，即以部落平等为前提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非洲的国王、皇帝与平民的武装力量势均力敌。对于殖民者而言，非洲的价值在于给宗主国提供工业原料、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把非洲国家培养成合格的领土/主权国家自始至终就不是殖民者的目的。欧洲国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采取直接和间接两种统治形式。殖民主义统治的目的主要是经济利益，在主观上并没有动机摧毁非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尽管如此，殖民统治瓦解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经自然演化形成的前现代政治体系。人为任意划分的领土边界使不少“部落联盟、雏形国家、酋长国、王国被完全打散，回归到氏族部落状态“。一盘散沙的状态有利于殖民统治，但阻碍了非洲民族国家的发育，使黑人重新部落化。欧洲殖民者还使用不同部落的黑人雇佣军征服别的地区，恶化了部族关系，留下了很多后患。不仅如此，殖民者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蓄意挑起黑人部族间的矛盾，以淡化白人和黑人的种族矛盾，转移被统治者反抗的视线和目标。殖民者还使用武力来镇压部族冲突，但没有改变部族传统社会结构及内在矛盾，反而从政治上分裂了非洲人，人为制造了许多部落对亲西方部落的敌视，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殖民统治最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公共权力私有化、小集团化。这种现象被称为“新庇护主义”。杰克逊指出，.0。马穆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基于对英属非洲、法属非洲和南非的田野调查发现，独立之后，非洲国家实施了去种族化，但并没有去部族化。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弥补城乡差别，通过庇护对国家进行了再部族化。统治联盟由地方上的部族领袖组成，并渗透到白人殖民者在城市建立的白人市民社会。庇护战略突出了族群特色，并复制了原有的社会分裂和鸿沟。欧洲国家在非洲的长期殖民统治并没有使这些国家发展出替代族群的民族。在非殖民化多年之后，绝大多数非洲人忠诚的对象仍然是家族网络而不是主权国家。

新庇护主义全方面地损害了非洲国家能力。作为一种工具性的交换关系，庇护意味着“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被庇护者给予庇护者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回报”。新庇护主义则是“传统政治庇护与现代国家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在形式上以现代领土主权国家体制尤其是西方式民主制为外衣。具体而言，政治领袖“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大量安插听命于自己的权力代理人”。新老庇护主义的本质都是权力私有化、个人化或小集团化：“政治权力被国家领导人及其政治集团所垄断和支配，国家利益被用以满足某个特殊的集团、阶层、地区或族群的个别利益，政权竞争因此演化为利益争夺，国家政治蜕变为谋取私利的场所。“在非洲，西方民主制度不是消灭而是助长了个人独裁。比如，在总统制下，政治领袖常常“利用民主程序，破坏宪法原则、架空议会、剥夺言论自由、垄断行政权和侵夺司法权”，并制造腐败。由于庇护者和被庇护者相互负责，公共利益被置之不理。”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和社会公共产品的功能被忽略了，也没有人会慎重考虑强化国家机器和制度建设这样的长期目标。“官僚机构”专断、无人问责、缺乏透明度、没有法制，而且不负责任”。新庇护主义也削弱了国家的汲取能力。政府通过在税收机构中安插自己人，或者干预税收机构的业务，保护受到政治庇护的企业，打击对手所庇护的企业，削弱了税务机构，降低了非洲国家财政上自给自足的能力。

福山指出：“那些有着显著的族群、宗教或者教派裂痕和少数群体的社会在国家建设方面一直面临着艰巨的困难。”族群政治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个场景性因素，弱化了国家机构和社会的效率和凝聚力，降低了纳税人对国家权威的支持，削弱了他们的纳税需求。本文假设：

二是自然资源。撒哈拉以南非洲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大陆。南非、尼日利亚、加纳、坦桑尼亚和马里等国家蕴藏了丰富矿产、石油和可耕地等资源。但是，自然资源本身 是一把双刃剑。丰富的资源在显著地缓解资源富集国财政困难的同时，制造出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也就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陷入经济衰退、收入分配极化、贫穷、国家治理失败和内战的恶性循环不可自拔。资源诅咒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但在非洲表现得最突出。有基于1960—2008年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资源依赖阻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的发展，虽然这一作用在其他地区并不显著。换言之，资源诅咒有可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特质。而且，诅咒本身并不是源于这个地区盛产的初级产品，比如石油、铁矿石、木材、可可、棉花、咖啡等，而是基于制度与自然资源的相互作用。当非洲国家制度发育水平——包括司法制度以及产权执法质量——较低的时候，诅咒就会出现，但资源的消极影响会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转而促进经济增长。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资源诅咒肇始于殖民时代。在当时，许多资源富集国家建立政治制度和产权机制的目的就是确保顺利地榨取自然资源。在这样的汲取型殖民地，制度设计的宗旨就是赋权给殖民者或者国家精英，让他们掠夺矿产或者经济作物。产权保护只惠及政治和社会精英，其他人不仅没有有效的产权，连公民权也会被随时剥夺。独立之后，这些制度延续了下来。新兴的国家精英没有动力改变它们，因为这样做会降低资源租金。绝大多数盛产自然资源的非洲国家都是汲取型国家，这样的殖民经济遗产显然无助于建立功能正常的国家机器。

自然资源诅咒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个征候就是“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的盛行。食利国家主要指产油国，也泛指依赖自然资源收入的其他国家。由于资源租金，国家具有了相对于民众的自主性。它不再依赖于税收，而是凭借租金来镇压或收买反对派，并拓展自己的权力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被削弱了。缺乏问责制导致了腐败和掠夺横行。在非洲的安哥拉、尼日利亚和扎伊尔等国家，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导致了系统性腐败，削弱了国家机器，刺激了新庇护主义的生长。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资源诅咒也是概率性的，并不是每个资源富集国都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危机。资源是否会转变为诅咒取决于一系列制约因素，比如资源类型、资源富足或资源依赖的程度、资源收入的管理以及知识产权安排的类型等。乍得和博茨瓦纳经济状况较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在独立后发现的，然后建立相应的制度来约束资源开发和使用。

总体来看，对自然资源收入的依赖削弱了国家政治制度，刺激产生错误的经济政策。本文期待自然资源依赖对国际对手和国内对手对国家建设的影响起相似的作用：无论是面对国际对手还是国内反叛组织，相对于触手可及的自然资源租值，强化税收和其他国家机器都是远水，难解近渴。“食利国家“为了增加资源收入，往往高估本国的币值，打击民族工业。而且，由于制度建设落后和新庇护主义盛行，民众难以约束政府的行为，资源租金往往被用于强化统治者个人的权力，忽略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结果导致经济凋敝和大量失业，缩小了政府的税基。执政者为了维持统治，也会使用部分资源租值来购买政府公职和福利，提供给政治上的支持者。那些获得资源福利的民众没有动力去纳税，而被排除在外的人则对现状非常不满，同样不愿意纳税。

三是外来援助。非洲是欠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集中的大陆，所以也是国际社会的重点经济援助对象。外来援助是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并对它们的国家建设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实际上，国家建设的发展和国家能力的扩张最终有赖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外国直接投资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非洲国家由于缺乏道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普遍的腐败和恶劣的法治环境，难以吸引到足够的外来投资，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外来援助。早在2006年，托德·莫斯（Todd Moss）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6个国家的国内总收入的10%来自外国和国际组织的援助，其中11个国家的这一比例超过20%。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总计超过1万亿美元与发展相关的援助从富国流入非洲，“相当于地球上每个人差不多可以获得1000美元”。

关于外来援助对国家建设的作用，学者们的观点呈两极分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援助会对国家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援助尤其是官方发展援助往往以贷款的形式提供，受援国始终承受着还债的压力，这会促使它们合理地使用资金并维持甚至提高现有的征税水平。援助国和世界银行也期待通过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消除腐败，把有能力、高素质的雇员吸引到行政体系。

相反，以丹比萨·莫约（Dambias Moyo）等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援助破坏了非洲的政治制度、阻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外来援助和自然资源发挥着一个类似的作用，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外来援助可以被用于备战，这比政府加税的效率高，结果是削弱了国家大力发展税收、统计、计划等相关部门增强国家对社会渗透的努力。所以，那些大规模接受国际援助的国家相关国家机构发育程度较低，征税能力也相对低下。用莫约的话来说，援助助长了决策者的懒惰，让他们对非洲的严峻经济政治形势的感觉变得麻木，征税不再是政府的迫切需求。对外来援助的依赖一旦养成，国家的税收系统会逐渐萎缩到难以履行基本征税职能的地步。不仅如此，外来援助还破坏了国家的合法性。国家对社会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然而，在内战后的索马里等国家，非政府组织提供资源，代替政府提供自来水等公共物品和服务。

更重要的是，外来援助往往是有条件的，比如“受援国需要购买援助国或援助国指定的某一团体的特定商品和服务”，“援助者对他们想要援助的部门和项目享有优先选择权”，而且，“受助者必须同意援助者制定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政策”。国家为了借款，必须满足援助国的要求，进而被民众视为外国的代理人。纳税人会想方设法避税，拒绝履行对国家的基本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说，援助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损害国家能力。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处于冲突状态的国家，外来援助对于国家和纳税人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它既降低了国家对纳税人贡献的需求，又削弱了纳税人的义务意识，所以，本文假设：

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对上述8个猜想进行统计检验。经验检验的分析单元是国家/年。原始数据覆盖了撒哈拉以南48个非洲国家。多元回归的时间跨度为1975—2013年。

本文的因变量是国家能力，具体而言是国家的征税能力。征税是对国家行政能力要求最强的，高度依赖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所以，税收的改善全面体现并促进统治和治理水平的改进，能够充分地反映国家能力。为了弥补蒂斯等在该变量操作 上的不足，本文将之操作为国家实际汲取的税收占预期汲取的税收的比例。为此，本文使用杰克尔·库格勒等开发的“相对政治发展（relative political performance）”2.1版（1960—2013年）数据库中的“相对政治汲取能力“这个指标。库格勒等把RPE定义为对”政府把部分国民（经济）产出用于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能力”的模拟。如前所述，该指标的优势在于把自然资源出口国和外来援助接收国与非自然资源出口国和非外来援助接收国区分开来。如果使用更常见的税收占GDP比重这个指标，那么会显著地低估产油国和受援国的财政汲取能力：这些国家其实并不需要向别的国家那样高度依赖税收，但它们对社会的渗透未必更浅，国家能力也未必更弱。RPE是连续变量，在样本中的取舍最小为0.202，最大为3.752。1表示一个国家的汲取能力符合预期，小于1意味着低于预期，大于1是高于预期；值越大，表明一个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越强。

经验检验所需要的因变量共11个，其中单独变量5个，交互变量6个。首先，本文借鉴蒂斯的做法，把国际冲突/战争操作为“国际对手”。数据来源是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rivalry）”数据库。汤普森认为如果一 国把另一国定位为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就构成了对手关系：构成事实上的军事化威胁、构成潜在的军事化威胁、敌人。在操作上，战略对手关系的起止日期由两国外交决策者的知觉来判定。为此，汤普森借助于现当代外交史中对于特定外交（决策）活动中决策者对威胁知觉的信息。汤普森开发的数据库并不是度量国际对手的唯一 数据。相比之下，发布更早、知名度更高的是保罗·迪厄（Paul Diehl）和加里·哥尔茨（Gary Goertz）所开发的数据。这两位研究者把国际对手分为三种类型，即持久对手（enduring rivalry）、近似对手（proto rivalry）和孤立对手（isolated rivalry）。在操作上，持久对手在至少20年里经历了至少6次军事化国际争端（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近似对手在不到20年时间里经历了至少3次争端，而孤立对手则在不到11年里经历了两次或者一次争端。可见，迪厄和哥尔茨的数据对于冲突历史和强度/频率的判定具有很强的专断性，而战略对手数据则有着更强的微观基础。这也是本文采用该数据的原因。战略对手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816—2013年。本文将之设置为一个虚拟变量：如果两个国家在某一年被判定为战略对手，该变量被赋值为1，否则为0。

本文把国内对手度量为某一年一个撒哈拉以南国家是否经历了国内冲突。这也是近年来相关经验研究较多采用的度量方式。该变量也是虚拟变量。数据来源是“政治动荡工作组（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所开发的族群战争和国内革命两个数据库。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年经历了族群战争或国内革命，那么国内冲突就被度量为1，反之为0。这个指标覆盖了1946—2016年。

假设3至假设8涉及族群政治、自然资源和外来援助三个因素。它们都被设置为自变量。具体而言，族群政治由艾伯托·阿莱西亚（Alberto Alesia）等开发的“族群分 化度（factionalisation）”来度量。这个指标反映了从给定的国家里两个随机选择的个人不属于同一种族和语言群体的概率。它的值越高，标志着两个拥有不同文化特点的概率越低。相应地，一个国家的文化分化程度也就越高。这个变量取值在0和1之间，起止时间分别为1946年和2015年。自然资源和外来援助两个变量的数据都取自世界银行2017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自然资源依赖被度量为自然资源收入占GDP的比重。自然资源则被操作为某国自然资源出口值占GDP的比重。这是一个很中肯的指标，较之通常使用的石油或天然气出口占GDP的比重更全面地反映了自然资源在该地区国家间的分布。这个指标在回归样本数据中的值最小为零，最大为74.137%。外来援助则被操作为官方发展援助（ODA）占GDP的比例。值得一提的是，在回归样本数据中，ODA的取值从－9.4%到147.1%不等。这个指标的值可能为负，因为ODA是年度外国政府对非洲国家年度援助的净值，表示当年某受援国偿还往年援助的金额可能超过当年接受援助的金额；它也可能超过100%，因为某一年度受援国接收的净援助额可能会超过当年的GDP。不过，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正负值并不会影响对结果的阐释。

六个交互自变量则由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与国际对手、国内对手相乘得出，分别为族群政治*国际对手、族群政治*国内对手、自然资源依赖*国际对手、自然资源依赖*国内对手、外来援助*国际对手以及外来援助*国内对手。

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把影响国家建设的因素分为三个类型：掌权者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能力、交易成本和统治者的贴现率。根据列维的类型学和近年来主流的经验研究，本文设置了13个控制变量。

本文把讨价还价能力操作为5个变量。一是政府债务，即1960—2016年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这个变量也取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政府欠银行和外国投资者的债务必须偿付，并且有明确的期限。对于执政者来说，债务会赋予政府以一 定的讨价还价能力，迫使纳税人承担更多的财务责任。据此，本文期待政府债务会加强国家能力。二是政治体制，其度量是政体（PolityIV）数据库中的“政体2“（Polity2）变量。它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这是间距变量，取值最小为－10，最大为+10，中间值是0。学者们对于政治体制的国家建设作用持相反的观点。蒂利认为民主制度强化了社会相对于国家的地位，有效地约束了国家的掠夺冲动，相应地降低了国家汲取能力；蒂斯则指出，民主制赋予了国家的行为以更多的代议合法性，使得社会更倾向于接受国家的汲取要求，所以反过来强化国家能力。三是法郎区(CFAfranczone)。法郎区于1945年创立。许多前法国殖民地都选择留在法郎区内。1994 年，法郎区重组成了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WAEMU）以及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CAEMC）。1945年以来，一些国家选择离开法郎区，比如毛里塔尼亚（1973年），但绝大多数当初的创始会员国始终留在区内。法郎区的国家都拥有独立的央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但本币的汇率与法国法郎保持一致。这些国家通常通货膨胀率较低，经济增长较为显著。但在赫伯斯特看来，法郎区国家采用钉住汇率制也有缺点，那就是无法完全避免金融危机、高估币值、财政纪律松弛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等。所以，本文期待法郎区会削弱国家能力。法郎区也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特定年份某个国家是法郎区成员，那么变量被赋予为1；如果不是，赋值为0。本文控制的国家讨价还价能力的最后两个变量是国家年龄和国家年龄的平方。从理论上讲，新独立的国家遇到挫折或夭折的概率要比成熟的国家高。国家存活得越久，制度建设就越完善，获得的合法性支持往往就越多，国家能力相应地就越强。上述考虑表明，国家年龄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首先是负的，然后才是正的。相应地，本文设置国家年龄和国家年龄的平方两个变量。它们的数据来源是战争关联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的国际体系数据（State System Dataset）。国家年龄的具体计算方式是一个国家赢得主权独立迄今的年限。

国家建设的交易成本由5个变量来模拟。所谓交易成本指的是落实或贯彻执政者政策偏好的成本。在同等条件下，理性的执政者总是努力让交易成本最小化。对于财政汲取而言，最重要的交易成本是辨别和测试税基以及征税本身所产生的成本。一般来说，纳税目标或对象越易于识别和接近，征税的成本也就越低。人均GDP代表了一个社会税基的总体规模以及经济政治发展水平，是交易成本的一个常规变量。不仅如此，蒂斯发现，人均GDP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也是非线性的，所以，本文首先控制了人均GDP及其平方两个变量。通货膨胀率或物价水平上升妨碍了经济运行，降低了实际GDP和实际人均GDP，应该视为国家能力的消极影响因素。贸易水平由一个国家进口和出口值的总和占GDP的比例来度量。国际贸易必须在港口或者海关通关，所以便于识别和征税，从而降低了国家建设的交易成本，所以笔者期待它会增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交易成本的最后一个变量是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农业是传统的经济部门，征税成本比矿业这样的工业部门要高，所以本文期待它与因变量的关系是负的。以上5种数据都取自世界银行2017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贴现率是影响国家能力的第三类指标。它代表执政者丧失执政地位的风险。一般来说，贴现率越高，执政者越有可能采取短视行为，对整个社会竭泽而渔而不会致力于强化国家机器。本文把贴现率操作为三个指标，分别为经济增长率、行政首脑在职年限以及一国是否实行有限任期制。经济增长率越高，执政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就越好，采取短期行为的概率也就越低，相应地也就更可能致力于中长期的国家建设。行政首脑在职时间越长，对权力和形势的掌控水平往往越高，这会显著地提高国家能力。与此同时，他们也可能由于在位时间越长，预期掌权的时间相对缩短而采取损害国家能力的行为。有限任期制对因变量的影响则很可能是混合的：既可能让执政者确立稳定的政治生存预期，有条不紊地推进国家建设，也可能由于任期限制，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转而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在这三个指标中，前者的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覆盖的年份是1960—2015年；后两者则取自政治制度数据库（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覆盖的年份是1975—2013年。

本文统计分析使用的是合并的面板数据，适合时间序列分析。在方法上，此类数据经常会违反最小二乘回归关于同质性（homoskedasticity）和无关误差项（unrelated error terms）的基本假定。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纳撒尼亚尔·贝克（Nathaniel Beck）和乔纳森·卡茨（Jonathan Katz）开发了面板修正标准差模型。这也是本文使用的回归方法。此外，OLS是最基本的回归方法。它的缺点是测算的效率不够高，系数的变化会影响统计显著性测试的结果，但优点在于即使数据存在自相关性（autocorrelation），其测算也不会出现偏差，所以，本文同时运行一组OLS回归方程，以做比较和参照，但对于经验发现的解读以PCSE模型为主。

多元共线性（multicolliearity）是多元回归分析可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自变量间较高的关联会导致回归产生系统性偏差。为了诊断此种偏差是否存在，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测试。VIF是多元回归方程方差的比率除以一元回归方程方差的比率得到的结果。每个自变量的容忍值（1/VIF）是该自变量独立于其他自变量的方差（variance）。它反映了普通最小二乘分析中多元共线性的严重程度。如果容忍值低于0.2，测试得出的系数就缺乏稳定性；反之，共线性就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方程中纳入了交互变量或者平方变量，较高的多元共线性就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如此，笔者的测试表明，所有模型的容忍值都远大于0.2，表明本文的回归方程都没有受到多元共线性的过度干扰。

此外，内生性很可能在时间敏感的自变量、控制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本文试图测试内战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关于国内冲突的很多研究反复表明，国家能力强意味着国家控制了更多的制度和物质资源，能够更好地应对政治挑战，降低内战发生的概率。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除了族群政治之外，都是时间敏感的。为此，作者把族群政治以外的变量都做滞后一年处理。

经验分析使用的数据全样本包括48个国家，时间起点最早为1960年，最近为2016年，观察数为2546个。由于不同来源的数据时空覆盖不同，回归（in-sample）模型所覆盖的国家为42个，时间为1975—2013年，观察数为1344个。表1和表2分别报告了PCSE模型和OLS模型的回归结果。两个表各包括5个模型，其中模型一是未控制交互变量的模型，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四分别是只控制族群政治交互变量、自然资源依赖交互变量和外来援助交互变量的模型，模型五则是包括所有变量的完整模型。模型五是本文最重要的经验发现，所以重点予以阐释。总的来看，统计证据基本支持或部分支持了假设1-5、假设7和假设8，但证伪了假设6（见表1、表2）。

国际对手这个自变量在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中是显著自变量，在模型一、模型二中影响为负，在模型三中影响为正。但是，它在模型四和模型五中丧失了统计显著性，并且实质影响都是负的。模型五的发现为H1提供了支持，即国际对手并不显著地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能力。而且，国际对手这个变量的实质影响是消极的。据此可以推测，蒂斯所强调的战略对手所产生的结构性安全压力对国家机器和纳税人所产生的税收正激励小于地理因素和人口分布所产生的负激励。本文关于国际对手的经验结果不同于蒂斯在2007年的发现。蒂斯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国际对手显著地增强国家能力。不过，本文的发现与赫伯斯特的论断并不冲突。赫伯斯特认为以领土兼并为目的的国际战争的缺乏导致非洲国际能力普遍低下。国际对手这个指标虽然也包括了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但大多数国际对手都处于长期对峙状态，并未能显著地提高国家能力。

国内对手在模型二、模型三、模型五中都对结果变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在模型二和模型五中其影响方向是正的，这就支持了H2：国内对手显著地增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能力。本文的发现符合蒂斯的发现。赫伯斯特认为内战会显著地增强国家能力，蒂斯在发表于2007年的论文中验证了这个观点。本文的经验发现表明，国内对手对国家能力的积极作用显著地压倒了消极作用。这个发现或许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执政者来说，敌对族群和革命者对他们所形成的威胁才是现实的威胁，才值得认真对待，并为此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增加收入。此外，赫伯斯特认为内战无法迫使国家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来撼动独立之初形成的既得利益。而且，国内威胁固然会迫使执政者增加收入，同时也会导致国家分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敌意，给国家增收制造困难。他据此推论，内战对国家建设的积极作用不如国际战争强大。比较模型五中国内对手和国际对手的系数，分别为0.456和－0.0518，前者的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在模型二和模型三中，情况也是如此。这与赫伯斯特的推论恰恰相反。

族群政治、自然资源依赖和外来援助三个变量的表现相对稳定。在所有5个模型中，族群政治和自然资源这两个自变量始终对结果变量施加显著的负影响。外来援助在5个模型中都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在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中，它的影响是消极的；在模型四、模型五中，它的影响变为积极的。它们与国际对手、国内对手的交互变量的作用则较为复杂。本节结合模型五，来对三个变量的交互效果做一个简要的分析（见表3）。

表3提供了计算三个变量对战争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能力关系影响所需要的公式和基本指标。本文经验分析的主自变量是国际对手和国内对手，干预自变量则是族群政治、自然资源依赖和外来援助。表2的6个计算公式旨在计算干预变量对主要是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其中X1、X2、Z1、Z2和Z3分别指代国际对手、国内对手、 族群政治、自然资源依赖和外来援助。托马斯·布兰波（Thomas Brambor）等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计算交互变量的影响时，必须纳入所有的构成变量。不过，笔者按照常规，把非显著影响变量排除在计算之外。表中的指标分别是三个干预变量在回归样本（insample）中的最小值、50百分位数、最大值；拐点则是干预变量改变主自变量对结果变量影响方向的临界点；方向可能是由正转负，或者由负转正，但也可能不存在这样的拐点，也就是说结果变量是正是负不取决于干预变量。

根据表3的结果，首先，在族群政治的两个模型中，排除了非显著影响变量，当国际对手存在时（X1=1），计算公式1是Y=－0.103Z1，也就是说族群政治始终对国际对手与国家能力的关系施加负面影响。对于族群政治对国内对手国家建设功能的干预作用，计算公式可以简化为Y=0.456－0.933Z1，拐点出现在Z1=0.489之时，也就是以0.489为族群政治这一指标的分界线，内战对国家建设的影响由正变负。后一个发现的政策意义在于：适度的文化、宗教和族群多样化或许有助于增强政治的活力与合法性，但族群一旦高度分裂，国家在政治决策中难于凝聚共识，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由于0.489小于Z1的50百分位数为0.735，Z1的最大值是0.930，可以推定，族群政治对国内对手和国家建设关系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显著消极的。

自然资源依赖对国际对手和国内对手国家建设作用的简化计算公式分别为Y=－1.604Z2和Y=0.456+0.459Z2。由于Z2的取值在0和0.741之间，不难发现，自然资源依赖始终显著消极地影响了国际对手的国家建设作用，但是强化了国内对手对国家建设的积极作用。前一个作用符合本文的假设，后一个作用是与预期相反。可以设想，对于政权与合法性面临严重危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执政者而言，自然资源租值至少在短期内有利于它们摆脱财政困境，为平民提供尽可能多的保护，从而换取他们的财政支持。

虽然外来援助本身并不对战争的国家建设作用产生显著的影响，外来援助的介入显著地削弱国际对手和国内对手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其简化计算公式分别是Y=－0.584Z3以及Y=0.456－0.354Z3。它对国际对手国家建设功能的影响是线性负的，但对内战的国家建设作用的影响以1.288为拐点，其作用从正转变为负。后一个证据或许表明，外来援助对内战国家建设功能的影响并非完全消极。一定水平的外来援助既能够帮助国家解决收入不足的燃眉之急，又能够督促国家加强国家能力建设。但是，过量的政治租金会让国家认识不到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必要性。而且由于过度依赖外来援助，国家会出现合法性危机，社会会与之离心离德，即使在内战的艰难时世，也难以实现人心向背，共度时艰。

控制变量的表现在不同的模型中较为稳定。在影响国家讨价还价的五个变量中，政治体制在所有模型中都显著地促进国家建设。相比之下，政府债务与因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个发现与预期相反，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债务既可能会迫使国家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汲取水平，也可能让国家形成对债务的依赖，满足于借债度日，逐渐丧失加强国家建设的警觉。要验证这个补充假说，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公共债务的构成以及债务率分布。加入法郎区的显著负效应压倒了正效应，表明放弃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权弊大于利，会导致国家能力降低。制度建设往往与国家存在的时间成正比。在国家存在之初，制度建设比较落后，所以国家能力也就相对较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建设逐渐强化，对社会的渗透日渐加强，财政汲取能力也就相应得到提高。这是国家年龄及其平方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所揭示的理论内涵。

在模拟机会成本的五个变量中，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平方的作用方向与蒂斯的发现背道而驰。他指出当人均GDP较低时，社会财富积累水平较低，所以国家难以汲取所需要的资源，然而这个困境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逐渐改善。这个阐释在常规意义上是成立的。不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往往是出卖自然资源的所谓“食利国家“。这样的国家在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之前，社会对国家的认可程度较高。不过，如前所述，资源开发会带来“诅咒“，国家由于不需要向社会汲取资源而缺乏对社会进行深度渗透的动力，反过来削弱了国家能力。此外，通货膨胀率会显著地缩小税基，农业抬高了征税成本；相反，贸易由于必须经过海关或港口，便于国家征税。上述三个变量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并且符合理论预期。

在贴现率方面，经济增长率在5个模型中都与结果变量负相关，并且在模型五中没有获得显著性。这个发现或许揭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政治的一个残酷现实，那就是执政者往往缺乏长期执政的信心和耐心，倾向于在经济上竭泽而渔。不过，行政首脑在职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实施其中长期战略和政策，所以对于国家能力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在有限任期制之下，领导人会想方设法做出可观察的政绩，采取短期行为的概率显著提高，反过来会对国家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15—17世纪是“欧洲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西欧国家同时开展以下活动：一方面，统治者通过国际战争消灭国境外的敌人或使其中立化；另一方面，统治者借助国内战争消灭或摆平境内的挑战者。出于作战的需要，统治者不得不从其控制的人口和领土上汲取资源，其手段主要是征税。而消灭境内外敌人其实也就是给被统治者提供安全和保护。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国家机器的成长相互强化：财政收入增加有赖于国家财政体制的顺利运作和扩张，而财政体制的成长又有赖于财务管理和信息搜集的官僚机构的发展，涉及包括决策、执法、经济活动监督、日常行政、暴力机构等部门，因此既是其他官僚机构扩张的结果，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些机构，从而导致国家能力的整体性提升，其中那些支持战争的后勤技术和服务率先得到了强化，比如“步兵和骑兵、识字、铸币、快速信息传递和人口运输”，无一不受益于国家税收能力的提升。不仅如此，战争尤其是国际战争还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国家民族主义的成长，增强了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民族主义对于主权国家的巩固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外敌入侵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最有利于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强化他们的民族感情。“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正是战争促成了征税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

本文探讨并测试了蒂利理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适用性。从时序上看，国家建设则可以分为国家生成和国家建构两个过程。国家生成指国家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比如美国的诞生），或者某种特定国家形态（比如领土主权国家）的出现。国家建构则是已经存在的国家强化国家能力与合法性的过程。根据后一个类型划分，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国家建设属于国家生成，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是国家建构。本文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建设具有区别于中世纪晚期西欧国家的特殊性。

具体而言，这一地区的领土/主权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非殖民化运动的结果。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都严厉地限制国际战争，禁止主权国家通过战争来改变既有的领土疆界，结果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争急剧减少。撒哈拉以南非洲确实广泛地存在着相互构成事实或潜在军事化威胁的国际对手。尽管如此，国际对手间的竞争毕竟不同于15—19世纪欧洲国家间发生的残酷的战争，缺乏后者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而且，国际对手主要在两国的边界对峙，而非洲国家的纳税人集聚于少数中心城市，国家也缺乏足够的军事投射能力。由于上述原因，国际对手并不能显著地影响这一地区的国家能力。相反，独立后的非洲以内战频仍著称。赫伯斯特和蒂斯都认为非洲内战由于较强的族群色彩，倾向于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甚至分裂。但是，相对于国际对手，内战或国内对手对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有助于国家趁机强化相关行政和暴力机构，向社会汲取更多的资源。除此之外，内外战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能力的影响受制于三个结构性因素：一是族群政治，二是自然资源依赖，三是外来援助。族群政治的主要表现是现代政治制度与族性相结合的新庇护主义。它造成了权力私有化和小集团化，削弱了国家机构的工作效率和凝聚力，降低了纳税人对国家权威的支持。相对于加强国家能力建设，自然资源依赖和外来援助的共同优点在于资源汲取效率更高，缺点则是国家会认识不到加强国家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同时会利用资源租金和政治租金来收买民众的政治支持，进一步损害国家能力。本文假设上述三个结构性条件都会削弱国际对手和国内冲突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建设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5—2013年宏观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国际对手并不对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显著的影响。相比之下，国内对手显著地提高国家能力。族群政治和外来援助都显著地削弱了国际对手和国内对手的国家建设功能。自然资源依赖虽然显著地降低了国际对手对国家建设的影响，但同时也加强了国内对手的国家建设功能。本文推测，在国家面对强大的国内挑战者时，自然资源收入能够及时地解决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比如实现军事动员、招募和训练武装军队、给平民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等，并让国家有财政能力对平民做必要的政治动员，并争取他们在财政上的支持。

国际社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一个共识是国家能力低下：“国家能力建设是非洲发展的根本前提。非洲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国家能力建设，提升政府的行动与管理能力。”赫伯斯特的建议是国际社会允许非洲国家通过战争来优胜劣汰，互相吞并，借以整合出若干区域大国、强国。这个观点有着很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是必须摒弃的。战争首先是灾难性的，所以战争的国家建设作用应该是一种非预期的结果，而不能有意为之。所以，蒂利的理论是一个实证理论，而不是规范理论。

国家建设的核心之一是国家能力，国家能力是一个多维的概念，较常见的维度包括汲取能力、军事能力、行政能力和制度能力等四个方面。笔者对1970—2012年间非洲地区国家能力的统计分析表明，在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非洲国家能力并不是均质化地低下。具体而言，这些国家的物质性能力——汲取能力和军事能力——与全球平均水平大体持平，但其制度性能力——行政能力和制度能力——很弱，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战争对财政汲取能力以外的国家能力的影响，并探讨非洲国家两类不同国家能力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战争和对手。

如上所述，本文假设自然资源依赖会降低国内对手对国家建设的积极影响，但却获得了相反的经验发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自然资源强化了国内冲突的国家建设作用。

这个反直觉的发现也有可能是回归模型——PCSE和OLS——未能控制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结果。为了验证这个补充假设，可以考虑使用断点时间序列模型（interrupted time-series methodology）。我们也可以探讨ODA对战争国家建设功能的类似效应。而且，ODA是系统性援助，即“针对政府的直接援助，要么是通过政府对政府的物资转移（双边援助），要么是通过一些组织如世界银行进行的物资转移（多边援助）“。系统援助又包括优惠贷款（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借贷时间长于商业市场行情）和赠款（赠予方出钱而接受方不需归还）两种形式。可以推测，这些不同形式的援助既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建设产生不同的影响，又会对战争的国家建设功能施加不同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国家建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国家建设主要指强调建立有效运行的政府并为公民提供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公物产品。广义的国家建设还包括对主权国家进行社会和文化整合。后者涉及政治合法性。按照胡鞍钢和王绍光的观点，合法化能力（legitimationpower）也是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能力最“柔软“的部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政策含义的问题是战争和对手如何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合法性建设，同时族群政治等因素又以何种方式作用于战争的国家合法性建设功能。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