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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外交和军事当局终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西摩远征军。
一天一天过去，远征军杳无音讯。领事团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于是将挽救计划全部交给军事当局。
因此，中外关系从此开始进入军事化阶段。
1、泄愤——攻打大沽口
然而，各国军事当局之间的争斗也未停止。1900年6月14日，法国海军中尉达乌拉抵达大沽时，发现各国舰只停泊的位置非常有趣。
法国舰队居中，右边紧靠着的是俄国舰队，也就是说“协约国”停在一起。左边是“三国同盟”，即德，奥、意的舰队。英、美则和日本舰队停泊成一个圆圈。
尽管矛盾重重，各国指挥官不得不进行合作，因为西摩联军中各国都有分遣队。从6月15日到16日，海军指挥官在俄国旗舰“罗西亚号”上召开联席会议。海军将领们意识到联军的军事形势很不妙，八国部队已经分成三个互相分割的集团。
一个集团是西摩联军，在北京和天津律之间去向不明；另一个集团也是二千多人，在天津城郊的紫竹林保卫租界，而紫竹林距市区尚有5英里距离，所以这支部队也处于孤立状态，并受到义和拳民的骚扰。如果中国正规军全面攻击租界，紫竹林很难抵御。
所以，第三个集团，即大沽口外在军舰上的官兵的处境最好，而且他们对地面的情形尚没有直接的接触，对中国人不屑一顾，士气仍很高昂。
更重要的是，西摩联军的失利对海军官兵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促使他们一定要寻求报复。海军官兵在舰上待的时间也太长，急于上岸。
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在大沾的海军将领们做出了一个“非凡”的决定：不惜一切拿下大沽炮台。
从外交和政治的角度来讲，攻击大沽炮台的行动将自动地使列强海军处于与中国交战的地位。
实际上，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布朗中校已经接到伦敦方面的明确建议，要他不要在大沽登陆，而应选择北戴河，这样距离北京较远，政治上不会太过敏感，又对清政权有足够的威胁。很多在华的传教士们也认为攻击大沽炮台，只能起到使中国人团结一致抗洋的效果。
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讲，攻取大沽炮台当时是一个必要的举措。
2、列强态度趋于一致
1900年6月15日的联席会议上，各方争吵不休，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德国的班德曼海军上将第一个提出控制天津和大沽之间铁路线的绝对必要性，没有这一条件，西摩联军和天津租界都难以挽救。
然而，政取大沽炮台又是控制铁路的绝对必要条件。俄国的希尔得布兰特海军上将说他不否认攻取大沽的重要性。
但他又认为，这在国际法上无法解释：
“如果我方不正式对中国宣战，此类行动很难实行。”
法国的古乐约尔海军上将支持俄国的看法，并说攻取大沽的兵源本身就不够，他建议将紫竹林守卫租界的洋兵撤回参战。
所以，法、俄双方都认为公开开战将会给西摩联军和北京的公使团带来更大的危险。德国的班德曼再次反驳说西摩联军同公使团不是一回事，应当分别处理。
他接着警告说，他已命令德国的“伊尔提斯号”炮舰做好准备，一旦大沽附近的联军控制的塘沽车站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就立即参战，法国海军上将并不反对这样做。最后，联席会议没有就攻取大沽达成共识。
第二天，联席会议再次召开。这时有消息说中国政府正在从山海关调兵增援大沽，班德曼再次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其他海军将领也开始对他的建议感兴趣。
大家这时都将国际法的问题抛在一边，讨论纯军事问题。
英国海军少将布鲁斯仍然对兵力表示怀疑，但法、俄指挥官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立场，支持班德曼的提议。
法国的古乐约尔甚至提出明晚动手，因为气象报告判断6月17日潮水上涨，便于行动。
日本指挥官表示同意，并说：
“如果我们不动手，中国人就会先下手。”
英国的布鲁斯少将仍然心存疑虑，说他从天津某领事那里听到一个说法，“攻取大沽等于给在中国的外国人判死刑”。
但他不再反对这个行动，因为英国在中国的经验表明动武是必要的。这样，各国指挥官都开始趋于一致。
只有美国的坎卜夫海军上将再次提及这个行动对中国的政治后果，他说这样做是满族王朝灭亡的开始。但其他将领对这个问题已经不感兴趣，因为这个决策纯粹是从军事上考虑的。
3、没有借口
将领们知道在国际法上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大家开始关注天津领事团的态度。
英国的布鲁斯认为领事团会理解这个决定，而德国指挥官说德国领事以他的意见为准。他同时建议，为了证明这是集体负责的决定，应当在攻击命令上按资历顺序一一签字。
最后一个难题是，如何能做到既能保证攻取大沽的奇袭效果，又能掩盖偷袭的性质，且在日后又可以自圆其说。
法国的古乐约尔提出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是否应当事先通知中方？”
商量的结果是，向大沽炮台中国守军司令递交一份最后通牒。
班德曼上将进一步建议，该通牒需明确要求中方解释他们对外国人敌对行动的准备工作，而且要在6月17日午夜之前派信使送交正式答复。如果中方不交出炮台和对其行动做出满意的解释，联军将在夜里两点钟发动进攻。
从军事上讲，夺取大沽炮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沽炮台是四座堡垒结合形成的一个现代防御体系，它的主要作用是控制来犯的敌舰从海上进入白河口。在几十年前，这个炮台就有相当的防御能力。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守军曾将英舰阻挡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英、法联军于1860年登陆夺取炮台，从而打开了通往北京的道路。
4、大沽口真不堪一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方雇请德国技术人员，花巨资重新改造大沽炮台。到了19世纪末，它已被普遍认为是攻不破的堡垒。中国在炮台的守军有3000多人。炮台的武器装备也不断被更新，采用的多是比较现代的技术，其中有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快炮多门。在快炮之下，还有一个军事码头，里面停泊着不久前从德国买回的4艘崭新的鱼雷舰。炮台的正面是一大片开阔地，上面布满尖桩，没有掩护体，易守难攻。
在联军方面，自1900年3月份开始共有30来艘军舰停在大沽地区，但只有9艘可以参加行动，因为白河口的水位太低，面积太窄，大型舰只无法靠近。河口宽度不到200米，水深在2英尺和17英尺之间，要看潮水的涨落情况。
联军参加的部队如下：
英国皇家的“费姆号”和“怀亭号”驱逐舰，时速30海里；
英国皇家的“爱尔杰林号”，三桅舰，速度慢，装备陈旧；
德国的“伊尔提次号”与英国的“爱尔杰林号”属同一类型，但前者速度稍快；
俄国的“吉里亚克号”炮舰，体积较小，但比较先进；
俄国的“鲍布尔号”，老式钢板炮舰，非常笨重，不灵活；
德国的“克里茨号”炮舰，比“鲍布尔号”的装备要好；
法国的“狮子号”老式炮舰，两门大炮，数挺老式机枪；
日本的“爱宕号”老式铁甲舰，一门大炮和一些机枪；
美国的“莫瑙克西号”，本板蒸汽轮舰，两天前刚到大沽。
这9艘军舰中，美舰“莫瑙克西号”不能参战，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在中国与他国结盟。日本的“爱岩号”携带大量弹药，参战太危险。所以联军方面参战的只有5艘炮舰和2艘驱逐舰。参战的水兵有900余人，由除了美国和奥匈帝国外的6个国家的兵力组成。
官兵士气高昂，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局势不甚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作战能力非常轻蔑。
5、寻找合理借口
联军制定的战术是先炮击大沽炮台，然后在中方无力招架时让攻击部队迅速登陆。联军这时已万事俱备，作战计划既定，舰只已经集中，攻击部队人选己确定，惟一剩下的事情是要找到攻打大沽炮台的借口，但这十分困难。
中国军队处于守势，而且在天津没有与洋兵发生冲突，而这时西摩联军在廊坊受董福祥军队攻击的事件尚未发生。于是，联军方面绞尽脑汁，最后只得以中方试图关闭白河口为理由发动攻击。
然而，中国守军如果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大沽炮台对联军并不形成直接的威胁，因为塘沽车站已在联军手中，运输线已经畅通无阻。
如果中国军队关闭白河口，联军的运输线就要有随时被切断的可能。
所以，联军利用中方在白河口布置水雷的传闻作为向中方抗议的正式理由。
驻津的领事团对军方的这种做法表示完全支持，因为外交官此时已经一筹莫展，只能让军事逻辑来取代外交逻辑。
八国的开战决定还不能算是一致通过，美国的坎卜夫海军上将鉴于政府的政策，拒绝在联军给中方的最后通牒上签字。
法国和俄国的将领在私下里也认为此举等于宣战，坎卜夫对法、俄的态度从反对开战到参战的变化大感不解。
在开战前的6月16日下午，坎卜夫向海军部发电，请求给予明确指示，美国海军是否参加当晚的攻击行动。
但是海军部长约翰·朗是政客出身，曾任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当时正在忙于争取本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所以，坎卜夫的电报直到8天以后才送到约翰·朗的手中。坎卜夫没有办法，只好在一旁观战。
西摩远征军出发以后，大沽联军将领中军阶最高的是俄国海军上将希尔得布兰特，所有的命令都以他的名义发出。
希尔得布兰特于6月15日发布一道命令：
第一，中国军队正在试图占领塘沽车站，切断铁路运输线：第二，中方试图用鱼雷舰封锁白河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道命令并没有提及中方在布水雷这件事。而鱼雷舰一直就在大沽炮台停泊待命，并无新的动作。可见联军方面直到6月15日还没有找到可以自圆其说的开战理由。
6、“杜士兰最后通牒”的真相
直到1900年6月16日上午，联军方面还没有找到能够说得通的开战理由，所以领事团和联军当局只能用一个肮脏的外交计谋来达到目的。
他们决定以领事团团长杜士兰的名义，向中方提交正式的最后通牒，要求中方守军在17日凌晨2时以前撤出，如不允许，列强将动武。
奇怪的是，这份“杜士兰最后通牒”并没有立即送交直隶总督裕禄。
据中方的史料，最后通牒直到17日清晨5点钟才到达总督府，而此时中外在大沽的激战已经开始了数小时之久。
领事团和联军当局是否有意拖延？
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史家也鲜有人注意。
法国使馆的一等秘书当都阿男爵当时正在天津，他在回忆录中试图解释为何16日发出的最后通牒在17日才送到。
他说杜士兰将该通牒交给一位中国仆人，要他送往总督府。但此时已经是半夜12点钟，大沽炮台战端已开，由于路上危险，该仆人要求付给6个法郎。当都阿仍然没法解释送信人何以在5个小时的时间内都没有送到。
很明显，领事团和联军当局本来就不打算过早地通知中方，不给裕禄有足够的协调备战的时间。攻取大沽的战斗是奇袭，所以从外交惯例上来讲，最后通牒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任何国际法基础。
7、另一份“最后通牒”
但是联军的运气很好，因为另外还有一个真正的最后通牒，这就是海军将领直接送交大沽炮台指挥官罗荣光的那一份。
根据中外史料，即使这份通牒也仅仅在联军准备动武的5个小时前送达的。罗荣光的报告表明，6月16日晚9时许，一名俄国海军军官由两名英文翻译陪同，突然来到炮台。
他们首先声称中国军队在白河口布置水雷，继而又指责中国政府在剿拳中无所作为，最后他向罗荣光递交了一份由希尔得布兰特海军上将签署的最后通牒。
该通牒称中国政府已经与义和团勾结，在铁路沿线布置重兵，并用鱼雷舰封锁白河，它要求中方守军在凌晨2时之前撤离。
罗荣光欲与之争辩，说时间如此之急，他需要与上级联系，所以凌晨2时之前不可能有回答。俄国军官不予理睬，拂袖而去。
罗荣光的说法在联军方而的史料中也被证实，德国帝国军事档案馆中有一份关于大沽之战的日志。该日志是用法文写成的，所以表明这是联军中间散发的标准作战记录。该文件记载，最后通牒在6月16日上午就已经拟就，但到晚上9点多钟才由俄海军上尉巴赫梅提耶夫送交罗荣光的。
罗荣光称他一定要接到上级指示才能行事，他对联军发起攻击将不负责任。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罗荣光接到最后通牒的时候，联军舰队早已起锚，并到达指定的位置。
整个军事行动是从6月16日下午3点2分开始，攻打大沽炮台的行动绝不是事先向中方宣布。中方政府事先根本不知道，而大沽守军只有极短暂的时间来考虑最后通牒，而且中国守军指挥官不可能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擅自行动。所以这是一场突然袭击，是联军方面有意这样设计的。
联军的行动时间非常从容，中方守军连仓促应战的时间都不够。
不幸的是，“最后通牒”在凌晨2时的限期还未到时，大沽炮台突然在凌晨1点钟先发了一炮，战争正式开始。
西方的史料都指证第一炮来自炮台，而中方的一些当事人报告，包括罗荣光的报告，都称洋舰先行开炮。应该说，炮台先开一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实际上，在当时的气氛下，谁先开炮本身并不重要，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联军本来就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进攻的。但从道义上讲，大沽炮台先发一炮反而给联军方面提供了能够自圆其说的最佳借口。不管怎么说，中方在最后通牒尚未过期之前就开炮，对联军是件幸运的事，因为这样就可以被解释为是中方挑衅的结果，从而掩盖联军的真实意图。
8、大沽攻防战
西方的史料对大沽攻防战的记载多有偏颇，一般认为中方不堪一击，官兵素质太低。实际上，尽管中国守军仓促应战，大沽的防守还是可圈可点的。罗荣光不能与上级及时取得联系，他知道增援部队不可能到来，但他仍能依靠现有兵力，坚持抵抗联军达6个小时之久。
在战斗中，除美舰以外，各舰的登陆部队都能及时上岸。他们登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的两艘驱逐舰在基斯少校的率领下，抢先夺取了中方停泊在炮台下码头的4艘鱼雷舰，英方无一伤亡。
后来才发现，中国鱼雷舰官兵刚刚准备就绪，鱼雷已经进入发射位置，再晚一步，对联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联军进攻的顺利还有偶然因素。
在双方交火激烈的时刻，联军的舰队曾一度受到中方强有力的火力压制，但联军的发炮弹居然打中了炮台的弹药库，引起巨大的爆炸。不久联军又击中另一个弹药库。中方守军在爆炸中伤亡惨重，军心开始动摇。天亮时，中方的抵抗已被削弱，联军部队攻占第一座炮台以后，防守已开始崩溃。
但罗荣光仍然坚守岗位进行指挥，到17日上午8时才命令残部撤出炮台，至此大沽炮台完全沦陷。
在战斗中，中方的火力既猛又准。守军炮火打沉俄舰“吉里亚克号”，重创德舰“克里茨号”和“伊尔提斯号”，击中法舰“狮子号”和英舰“爱尔杰林号”。美舰虽未参战，也受到一枚炮弹的轻创。该舰长不敢贸然回击，怕战后受坎卜夫上将的处分。联军方面战死172人，其中包括德国的赫尔曼上尉，“伊尔提斯号”舰长兰斯受重伤。
在开战的前一段时期，中方处于有利形势。罗荣光在报告中说，在17日早展4点钟左右，他查看形势，觉得胜利在望。但在5点钟，弹药库被击中以后，中方开始一蹶不振。中国官兵的抵抗还是很勇猛的，伤亡也十分惨重，达千人左右，不少人在弹药库爆炸中丧生。
尽管联军方面不愿意承认，但是大沽战斗是中外交战的正式开始，不宣而战的事实不容抵赖。
7、三天的宣战时间差
对清廷来说，占领大沽炮台是战争的开始，但中方并没有立即对列强宣战。大沽炮台在17日上午沦陷，中方的宣战却在20日。
为何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
多年以来，西方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
其中最流行的一种理论来源于当时在华的外交官，他们认为慈禧太后一方面有意不让公使团知道大沽被陷的事实，另一方面她的备战尚未完全就绪。
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任何神秘的、不可告人的因素。清廷未能下决心开战的原因是对大沽的情况不明。
津京之间的现代通讯已经中断，而裕禄又不愿及时向朝廷报告大沽的实情。战后有不少列强的政府报告中都称大沽炮台先开一炮是慈禧太后直接命令的。
美国战争部在1901年的正式报告中称：
中方的先行开火据说是收到了太后的紧急命令。中方认为最后通牒是宣战照会，而且认为列强已经决定要瓜分中国。如果这第一地是太后的命令，这就证明中方在切断公使团的通讯渠道以后，自己保留了一条电报联络渠道。
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实际上，从6月10日以后，中方采用的是快马传信的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通讯手段的中断给清廷的决策和判断也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从17日到20日的3天中，慈禧太后的决策也开始出现种种失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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