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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百年恩来》的拍摄现场，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向大家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温雅忠厚的老人，他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
经过她的介绍，众人才知道照片背后写着的“爹爹遗像”，原来是周总理的亲笔。周老先生去世之后，总理将这张照片置于贴身皮夹之中，直到他离世，一直作为最私人的物件保存。
周总理的这份深藏于心底的情感直到去世之后才被邓颖超发现，她在整理总理遗物之时，第一次看到了皮夹中的这张照片。
“七妈邓颖超曾经跟我说过，她的公公是一个奔波一生的人，他的去世是七爸一生的遗憾，总觉得有所亏欠。而七妈自己也是造成这一遗憾的原因之一。”
邓颖超还对着侄女周秉德说过这样的一番话，话语中的自责与难过显而易见。
周恩来父亲周贻能遗像
周总理为何对于自己的父亲去世始终不能释怀，而他的夫人邓颖超为何又会说这其中也有她的原因呢？
老父病逝，抱憾终生
1942年6月，周恩来因为突然袭来的小肠疝气，不得已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被送往当时重庆的歌乐山中央医院住院并手术。
当时由于战乱，周贻能的父亲也与组织一起在红岩村生活，总理特意嘱咐身边的人不要告诉父亲，怕父亲为自己病情担心。
然而，68岁已是满面沧桑的周贻能先生此时也已病痛缠身，几乎就在周恩来患病被送往医院的同一时间，周老先生病情也已开始恶化。
周恩来的手术进行得很成功，但他也仍然非常虚弱，只能卧床休养。而周贻能却因病情加重被送往了另一家医院。
病床之上，周老先生高烧不退，也许是觉得自己大限将至，在半昏迷的状态当中，他紧紧地拉着儿媳邓颖超的手，问道：“我的儿子去哪里了，他怎么不来？”
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很是为难，如果实话实说，周恩来现在的病情未愈，会让老人家徒增伤感，也会影响周恩来自己的康复。
权衡之下，她只能对老人家撒了谎：“恩来他有事去了外地。”
老人家艰难地张口再问：“什么时候回来呀？”
邓颖超无奈，只能轻声地抚慰公公：“快回来了，快回来了……”
然而在严重的病情下，7月10日，他最终没能等到儿子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床边，离开了人世。
周老先生去世后，时任南方局书记的董必武召集了钱之光、童小鹏等同志，并把邓颖超也叫来了。
大家认为，时局艰难时期特殊，周恩来的身体恢复对于整个革命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平时行事方正，光明磊落，而在情感上也是大开大合。为了不让周恩来受到巨大打击而影响康复，大家最终决定暂时不告知周老先生去世的消息，等到他病愈之后，再把消息告知他。
他们将周老先生的灵柩置于红岩村的红岩沟内，并派出了吴克坚、童小鹏两位同志去看望周恩来。
周恩来与童小鹏夫妇在一起
吴克坚和童小鹏两人接到这个指示后却是忐忑不安。
因为周恩来曾经做过大量情报工作，平时工作生活十分精细，也善于洞察人心，他们怕瞒不住消息，露出马脚。
在去的路上，两个人相互打气，互相提醒，就这样到了医院。
等到两人从医院走了出来，已经是汗流浃背，总算暂时将此事瞒了下来。
7月13日，周恩来病情有了明显好转，随即出院。等他回到了红岩村向邓颖超问起父亲的情况时，邓颖超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办法瞒下去了，就把整个过程告诉了周恩来。
一向沉稳的周恩来听罢呆住了，双腿几乎不能站立，颤颤巍巍地要倒下。身边警卫员赶忙扶住他，而周恩来此时仿佛还未醒过神来，两眼空洞地望着前方出神。
凝视片刻，他的眼睛开始沁出泪水，接着终于痛哭失声。
当他知道老父已经过世三天之时，停下了哭泣，他努力站起身来。叫来了时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厉声责问他为什么不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并回头对邓颖超说：“他们不了解我，你怎么也不告诉我，这件事你都瞒我吗？”
而自知有错的邓颖超听了，只能流泪向周恩来解释认错。
董必武
董必武听说，向周恩来解释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关键是考虑到你的身体状况。”
周恩来听后就也不再说什么，从当天晚上，他通宵为亡父守灵直到第二天清晨。
7月14日，周恩来、邓颖超和几位同志一起，在红岩村就地为周贻能老先生举行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悼念仪式。
并将周贻能的棺椁安葬在了小龙坎福元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公墓，后来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李少石等11位同志也葬于此。
面对父亲的墓碑，周恩来不禁悲从中来，提起了笔，在讣告中写下了“悲痛之极，抱恨终天”的字句。
这份讣告在第二天被刊登在了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这是周总理唯一一次用党的刊物办自己的私人事宜，也是党内各位领导同志唯一一个把自己父母去世消息登上了报纸。
报纸上记载了周贻能的生平始末，而这时，才有人了解到这个普通却又不普通的老人。
世人都知道周总理，甚少有人了解周总理的父亲。但其实，周总理父亲虽为旧世界出身，却不忘信念，坚守信念，给周恩来的成长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奔波半生，只为葬妻
周贻能是淮安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他的父亲为周起魁，曾经在没落的清王朝担任知州，政绩卓越且为官清正，有“云门公”的美称。
到了周贻能这里，他曾被选为“国学生”，“国学生”在清政府里是最高学位，但他在当时时代并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职务。
在考中了秀才之后，他回到了老家，以亲戚鲁小和为师，学习如何成为师爷。然而师爷这一行当的钻营计谋对于忠直厚道的他来说难以接受，最终没有学成。
十八岁那年，他迎娶了新娘万氏，万家小姐同样出身于旧社会的名门望族、官宦人家。
万氏擅长持家，对家里的各项事务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两个人的小日子也算和顺平稳。接着他们生下了三个孩子，其中的长子便是周恩来。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周贻能父亲云门公的去世，让本就不宽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那个社会激变的年代，眼见家中情景日益艰难，不得已之下周贻能只好外出谋生，留下妻子照顾年幼的子女。
没有什么别的谋生手段的周贻能只能去做一些旧制度下的简单工作，当过幕僚但很快辞职，也做过家庭私塾先生和文书收发工作，足迹遍布中国的好几个省份。
周贻能
正当周贻能在外艰难奔波，谋取生计之时，噩耗又从家中传来——他的爱妻万氏病逝于家中，年仅30岁。
家庭的重担、生活的压力一直以来都压在这个弱女子瘦小的肩头上，最终难以支撑。
周贻能最终没能见上妻子的最后一面。而当他回到家里，面对的还有万家人的百般刁难。
万家人眼看周家顶梁柱云门公去世，家道中落，本就对周贻能的这门亲事有着不满。看到万氏去世，他们就找上了门，要求周贻能以高规格礼仪安葬万氏。
这个规格有多高呢？首先棺椁必须采用昂贵的楠木材料制成，外面要裹上足足五层的麻布，麻布之外更要用黑色漆涂刷七层，并且要请当地有名寺庙做上七七四十九天法事，而后再下葬。
且不说这高规格礼仪所需的钱财，在那个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就连麻布与涂料的获取也是十分困难。然而面对刁难，周贻能被逼无奈，又对爱妻心怀愧疚，就对万家做出了承诺，而后又一次踏上外出谋生之旅，外出凑钱安葬万氏。
周贻能奔波几载，始终没有能固定下来工作的职位。1918年，他进了京，到京兆尹公署任外收发，为达官贵人服务。
收发虽是简单的文件工作，但时刻要与官员们打交道，除了日常的礼节之外，还要精通逢迎之术，而这，正是周贻能所不愿也不具备的。在工作不满三年后，他又一次遭到了辞退。
1922年，他的胞兄周贻赓介绍他去了东北，当了一名办事员，总算能够稳定了下来，每月有着一笔能够养活自己的收入。
稳定的生活持续了八年多。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了我国东北三省，他又一次失去了安稳的工作，只得投奔了胞兄周贻赓在吉林漂泊，不断变换营生，做一些小职员的工作。
1935年，他已经61岁了。在万氏去世的第二十八年，连同在北京、东北积攒的积蓄，他终于凑够了亡妻的丧葬费用，按照万家要求的礼仪规格安葬了妻子。
28年，是一个人的半生。他勤劳朴实地努力生存，最终只为了完成这一个目标，这是给万家的交代，也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交代，最终算是补偿了自己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的遗憾。
从周占魁到周贻能，他们为官为人始终保持清正自守。
周占魁处庙堂之高却不忘人民，清廉守节而与民为善；周贻能处江湖之远，却不曾忘却信念，以一生奔波完成承诺，也不曾随波逐流，始终坚守读书人的气节。
而对于儿子的事业，对于革命的新理念，周贻能始终保持接纳、理解的态度，甚至以自身行动为革命事业出力，这对于旧知识分子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以子为荣，投身革命
周恩来从小便被过继给了自己的叔叔，1907年，周恩来的亲生母亲因肺结核离世，在亲生母亲离世后的一年，他的嗣母陈氏也离开了人世。
而后，年仅11岁的周恩来与自己的两个弟弟无依无靠，最后被自己的八叔收养，但也过了许多年艰苦困难的生活。
在周家这个大家族中，他除父亲之外还有一个伯父和两个叔父，父亲排行第七，伯父叔父分别在同辈中排行老四、老八和老十一。
在几个人中，只有他的四伯父有些能力，在东北担任科长，而他对周恩来的成长影响也最大，早早就将周恩来送到学堂接受新思想。
周恩来自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但与父亲在旧观念成长起来的经历不同，他跟着开明的四伯父周贻赓外出求学，后又留学日本、法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蜕变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周贻能与自己的儿子不常相见，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做革命事业。
没有接触过马列思想的他对于革命事业没有什么深层次的理解，然而自从知道儿子所做之事之后，他也没有过任何阻拦。
他自然地从广播中、报纸上尽力地理解共产党的事业和时局变化，这在当时普遍仍是封建家长制的中国社会，是极为难得的。
周恩来早年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屡次身陷险地。在1927年，周恩来来到上海，领导工人们发动武装起义，遭遇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次斗争中，周恩来与几名同志被困于城内，恰巧此时周贻能正在上海探望儿子，他冒着反动派白色恐怖风险，来到周恩来身边，负担起了与城外党组织的联系通讯工作，直到周恩来顺利离开上海。
1931年初，周贻能又一次前往上海探望儿子，继续帮着周恩来做往来通讯的地下工作。
初始时，他心里怀着帮着儿子干事业的朴素思想，工作当中，他也在逐渐理解革命事业对于国家社会的重要意义。
周恩来在外受到威胁经历风险时，他总会到上海父亲的住处暂避，这一年的革命形势十分复杂，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
而在遭遇危险之时那是他最安全的躲避场所，周贻能总会尽力为儿子打掩护，最终让周恩来在年末的时候结束斗争离开上海。
1938年5月，浙江绍兴也即周恩来的故乡沦陷，周贻能不得已在晚年又一次背井离乡，专程前往汉口投奔儿子周恩来，因为八路军在汉口成立了办事处，周恩来也可正大光明地工作了。
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他接到消息时，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
会场之上，没有在主席台坐多久的他匆忙发言：
“对不起各位，我只能失陪了，我的老父今晚十点将要抵达汉口。敌人让我们遭受损失，发生不幸，敌人也让我的父亲颠沛流离，被迫南迁。这些生离死别，只会让我们更团结！”
说罢他下楼离去，伴随着的是会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周贻能最终得以在晚年与儿子相伴，见面之后二人也是感慨不已。
没过多久，日军就逼近了武汉。在武汉沦陷之前，周贻能由朱端授姐妹护送，从武汉向长沙转移，经由衡阳、贵阳辗转抵达重庆。
周贻能给干部群众们的形象就是一个善良老实的老派知识分子，与周恩来不同，他的身上丝毫没有锋芒，有的只是经历岁月洗礼后的成熟与稳重。
一路之上，沿途难民与伤员很多，在这凄惨的环境中，周贻能在候船等车与闲暇之时，利用自己大半生积攒下来的医疗知识，给难民们作简单的诊治。
诊治过程中，他还把一路上的见闻趣事讲给了他的病人们听，来缓解他们的苦闷，受到了同胞们的尊重与爱戴。
抵达重庆红岩村后，周贻能这时已经不能再做繁重的工作，只做一些看门护院的小事，与工作人员时常聊天交谈，经常关心他们的衣食起居和工作情况。
周恩来因为工作原因，虽然住的不远但事务缠身，很少能和周老爷子团聚，每次来的时候只是聊不多久便匆匆回去工作。
周贻能在这样的清闲时光里的唯一爱好就是喝酒，在儿子空暇之时，喜欢与他对饮几杯，但这样的机会也并不算多，他总是拿着书，自斟自饮，回忆着往昔时光。
因为时局原因，周恩来总让他少喝点酒，有一次周老爷子喝到兴头之上，多饮了几杯，八路军战士将他搀扶回了床上。
周恩来知道后还是说了父亲几句，这样的情况太危险了，敌人时刻都会来，不能再给战士们增添负担。自此，周老爷子再也没有喝酒过量过，那样的年代喝醉已经是不可能的奢望。
父亲去世后，周恩来将遗像随身携带于自身的贴身皮夹中。长时间处于党内决策领导层的周总理在贴身皮夹中总是放着国家最机密的材料，但他始终未曾取下这张照片。
而建国之后，因为中国人多地少，耕地紧张，周总理没有因为情感而因私废公，带头平掉了祖坟，将它用作了田地。
1958年周总理派童小鹏同志将“红岩公墓”平掉还耕，将其中包括了自己父亲棺椁的共13口棺木取出火化，骨灰装入了瓦罐里，埋进了从前墓边的水田中。以自身去贯彻国家将要推行的政策。
周贻能对于周恩来是同患难的老父，也是一生中无法忘怀的遗憾，而对于后世的人们来看，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也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周总理对父亲的少有陪伴和去世时的遗憾深怀愧疚，而这一切都因他心底无私、天下为公。
但正是因为有像周总理一样的人民领袖，才有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才有现在的伟大成就。
向周总理致敬，那些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伟大贡献的人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