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受害人》背后，是两个编剧的一场冒险
一个不讨巧，也不讨好的故事。
侵害、家暴等议题，不仅常出现在热搜里，也是现实题材剧集讨论的对象。但鲜少有一部剧，愿意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人物内心的纠结摊开给观众看。
这固然是有风险的，理解的人会更理解，不解的人甚至更激进。但编剧高璇和任宝茹还是决定冒险，写一个不讨巧、也不讨好的故事——《不完美受害人》。
道貌岸然的企业家成功 (刘奕君饰演） 在深夜侵犯醉酒的女助理赵寻，赵寻原本并没有想报警，却在警方、律师、社会审判的催化下，走上了为自己辩护的道路。她点头承认过这并非是性侵，最后又改口。
和很多故事不一样，施害者成功虽是伪君子，却又有魅力的一面；受害者赵寻有口难言，但终究是外界眼中不完美的受害人。
如何让故事令观众信服，让不完美受害者被共情，让讨论变得理性，都显得十分有挑战。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探讨一些社会议题，而不是只停留在呈现表面。如果说最后只有争吵，没有思考，会显得很割裂。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受害者败诉或者和解，每一个案件最后都不了了之的时候，就忍不住去想，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长达两年的推演中，高璇和任宝茹写出了《不完美受害人》，剩下的则交由观众去思考和判断。
高璇和任宝茹一直强调，两个人写的是一个关于平权的故事，而非关于性别的议题，故事中的“不完美受害人”，既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
2017年，一直从事现实题材创作的高璇和任宝茹，开始关注权力不对等的职场性侵这个社会议题。随着对议题本身的学习与深入思考，直到2018年底，才产生了写《不完美受害人》这个故事的想法。
因为前期的工作积累，赵寻、林阚、成功三位主角的人物设定在那时便已经生成。
写这样的命题并不简单。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毫无疑问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和同情，但一个“不完美”的受害者，存在受害瑕疵的人，很可能导致观众产生两种极端的看法：一部分人能共情，另外一部分人则恰好持相反的态度。
为了让自己的“受害人”站得住脚，将故事内核表达透彻，甚至带来司法程序上的呈现，2019年，高璇和任宝茹在写剧本大纲之前，到上海找来了法律顾问，通盘了解赵寻、成功不同立场的角色可能运用到的司法手段，“因为在司法流程、法律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话，这个故事就不成立。”高璇透露，做完这个前期工作，剧本大纲就已经写了11万字，分集大纲完全可以省去。
对于高璇和任宝茹来说，单纯解读真实的案例并不能满足两人，探寻角色背后的心理状态，把角落里被忽略的因子写出来，才更有挑战性。
因此也才有了赵寻这样穷尽司法流程来维护自己权利的故事。而在现实中，鲜少有这样的案例发生。
每次在热搜上看到网友狂热的讨论，以及提到一个议题呈现的性别对立趋势，高璇和任宝茹内心都很紧张，两人担心认真讨论的声音会变小，理性的声音会在舆论场中退出，于是在创作过程中也不由得更为谨慎。
她们并不想创造相关话题的热度，而是跳过简单的性别对立，在社会命题下剖析自己、剖析人性，“我们写的是平权，在强对弱的剥削和侵害下，无论是男女强弱，我们都会把他拿到放大镜下进行人性的拷问。”
高璇用“成功”这个角色举例。在过往的累计经验中，两人认为职场性骚扰、家暴等问题背后的本质，是权力不对等造成的。在创作的过程中，她们并没有把成功当做一个普通的男性去写，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权力上位者”来观察。
刘奕君饰演的成功并没有落入男性角色扁平化的窠臼中，而是身居要职、自恋不自知，用风度翩翩的方式，以温柔之名行伤害之实，一点点地剥夺他人的身体和意志。
“我们并不想妖魔化任何一个人物，只是写了一群人的一种状态和思维方式，将成功这个角色换成女性依然成立。”高璇和任宝茹认为，成功并不是现实题材里稀缺的男性，而是稀缺的掌权者角色。
就像《不完美受害人》中借由林阚在为赵寻辩护时说出的台词那样：“我们怕伤害我们的人，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我们害怕，因为拒绝会失去我们可能得到的机遇和利益；我们更害怕，因为拒绝会得到恶意报复和更大的伤害，对于权势的崇拜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些人都喜欢攀附权力得到利益，害怕得罪权力受到伤害。”
高璇和任宝茹从大学毕业就开始一起写剧本，从《别了温哥华》《我的青春谁做主》《赵氏孤儿》《归去来》到《不完美受害人》，两人在剧本创作方面已经足够默契，常常细致到讨论每一集的台词和每一个动作后，再你一集我一集地写。
写《不完美受害者》和写之前的剧本最大的不同是，两位编剧觉得这一次不像是写戏剧，更像是写一份深度社会调查报告，其中涉及到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有每一个角色背后的心理逻辑，不仅要写一个故事，更要探究故事之下每个人物一言一行的心理状态，从具象到抽象，再由表及里。
作为被热议的不完美受害者“赵寻”一角，脱胎于社会事件背后的受害者群体。在准备前期案头工作时，高璇和任宝茹发现，大多数社会议题的受害者，都会接受来自外界和内心的道德审判，她们想探究这种审判的背后，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做出自相矛盾的行为。
在剧集中，赵寻就是这样的典型，受到侵害时，没有想要立刻报警，却又在各方的步步紧逼下走上了追寻真相的道路。前后不一的行为或许会让观众误解角色的游移不定，但高璇和任宝茹觉得自己为这种行为找到了自洽的内心状态，并借助赵寻的角色梳理了出来。
“在外界不同的压力下，希望观众可以看到赵寻纠结的过程，而不是她做了什么。”
《不完美受害人》中，让人物逻辑合理化对高璇和任宝茹来说尤为重要，如何让观众理解与共情，很有挑战性，她们只能一边创作一边跳出创作的框架，寻求身边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这个行为到底合理不合理？”
在剧里，底层出身的米芒困在家暴里，更能被观众理解，因为认知有限，米芒对自己人生的掌控也有限。和米芒相反，赵寻有一份看起来体面的工作，收入可观，衣食无忧，过着如白领般的生活，这样的角色受到侵害后，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辞职，观众是否能理解？
仅仅是“赵寻不辞职需要解释吗”这个拷问的答案，两位编剧就寻找了许久。
作为70、80后，工作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她们觉得这个行为无需解释，但90、95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一桥段时，又需要一个清晰的解释，开会讨论时，平台一位年轻的女生就反问：“为什么不能辞职？”
那一刻，任宝茹才意识到在这个故事里代际差的存在也十分重要，因为面对职场各种不公的待遇，95后实际上更有勇气去反抗，去争取自身的权利，没有选择这样做的赵寻显然需要给受众群一个合理的回答。
“原来我们设计的赵寻有留学背景，但听到年轻人这样说之后，我们修改了赵寻的家庭背景，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一万，又增加了一场戏份来说明赵寻不辞职的理由。”在任宝茹看来，这个提醒十分重要，故事的创作过程也可以在时间的推移里，一步步趋向真相。
《不完美受害人》是一个讲述软弱、恐惧、贪婪的现实故事，“悬疑”只是为人性的探究设置了一个钩子，然后等待着大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看清真实的处境。
写人性的故事很多，但写出“人性”的过程并不简单，尤其在一个有争议但主创又极力避免争议的故事里。
《不完美受害人》中有大量的女性角色，赵寻、米芒等受害人之外，还有精英律师林阚，成功女性辛路，上位者李怡，以及警官晏明，她们互相映照着彼此的人生，成为社会的小切面。
整个故事都围绕赵寻这一角色去创作，高璇和任宝茹能够想到，这一角色面对观众时要遭受的非议，“她承担了展示人性复杂的功能”。
周迅饰演的辩护律师林阚一角也应运而生，她的存在承担的是一个稳定输出价值观的功能，其自身遭遇校园性骚扰的前史同时也拓宽了不完美受害人的外延，获得更多观众的共情。
“她们两个过往的经历是形成互文的。”高璇说，林阚之所以从成功的辩护律师，变为赵寻的民事诉讼代理人，是因为她和赵寻有相似的经历，因为一时的无法拒绝，内心受到长达十年的煎熬。帮助赵寻走出人生阴霾的过程，是林阚敞开心扉，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作为成功“唯一的知己”，上位者李怡则是赵寻的对照组。
如果说赵寻是一个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前向一步，她可以成为林阚，向后退一步，她就可能会成为李怡。
通往职场金字塔的路上，李怡和掌权者站在一队，选择追逐利益和接受潜规则的捷径，“选择是多样的，你不能用对错去形容，甚至在模糊地带她是被认可的。这类人在潜规则里接受了交换既得利益的方式，未来也会成为这种利益的捍卫者。”写李怡的目的，是编剧为了塑造一个灰色地带的人物。
作为成功的老婆，陈数饰演的辛路是剧中唯一清醒的人物。辛路是成功的对照组，在人生路上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内核与正向的价值观，她不必是爽文里的大女主，却符合观众的期待。高璇和任宝茹想通过辛路，塑造更为立体的夫妻关系——相比感情和婚姻，她更追逐自我实现和个体的社会价值。
围绕着赵寻和成功，每个人都展现着内心的想法，走向了各自的结局，因果都摆在观众面前。
“我们说这个故事写的是人性的复杂和视角的多元，也必然会引发多种争议，这或许不会让一个剧只有好评，甚至会有质疑，但这就是剧集存在的意义。”
任宝茹说，《不完美受害人》是一个故事，更是一个思考得来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