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疫情后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在讨论产业链搬离中国，但中国并没有在贸易或者投资上与世界脱钩。事实上，外资对中国的兴趣不降反增。
文 |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丹
最近，针对外企和外籍人士的优惠政策有所减弱，使得外资对中国的开放前景产生担忧。
比如，2022年起外籍人士将不再享受住房补贴和子女教育的免税优惠，家庭生活成本将上升。而且中国对新冠疫情的防控一直没有放松，入境隔离政策不变，增加了外籍员工难与家人团聚的难度。
另外，这两年密集出台的监管措施也加重了外资的担忧，如何解读政策成了最大的挑战，从而影响到外资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和计划长期投资。但是，我们认为近期的外籍员工流失是暂时的，未来国际人才流入仍将高速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决定的。
数据显示，疫情后外资没有离开中国。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也没有转向。
01
为什么投资中国？
中国对外资最主要的吸引力来自于强劲的经济表现。
今年实际GDP增速超过官方目标“6%以上”毫无悬念。我们预期全年GDP增速很可能会超过8%。截至今年第三季度，中国GDP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16%。
这和世界其它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了美国，几乎所有国家的GDP都是萎缩的：欧盟GDP比2019年低了2%，日本低了4%。
因此，宏观经济环境对中国是有利的。
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担忧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减速。受到去杠杆和房产税两大政策的影响，预期未来商品房投资和房价都将下行。
房地产是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引擎，不仅成为中国居民最大的资产，也是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根本来源。目前的政策注重控制金融风险，房地产行业去杠杆的政策难以改变。
因此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其他行业。部分商品房建设将由政府支持的保障房和廉租房所代替，这会在大城市部分抵消房地产减速带来的影响。全国范围来看，商业地产增量空间很小，但是核心城市的商业地产仍会随着产业和人口的聚集而增长。
与此同时，许多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将萎缩。制造业投资也会部分抵消掉房地产减速的影响。目前，制造业处于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通常这个上升期会持续5-7年。能源转型和科技升级已经带来了新的投资和需求。由于中国边境管理严格，疫情反复的可能性很小，保证了产业链稳定。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和贸易与全世界没有脱钩，反而联系更紧密了，这和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今年密集出台的监管措施打击了平台企业，对海外上市的科技企业造成冲击。投资相关行业的外资蒙受损失，对未来政策走向产生了担忧。但我们需要认识到，教育平台的全军覆没是个例外，强监管并没有打击更广泛的数字经济。包括电商、物流和生活服务等的平台仍在扩张。尽管大型互联网企业股价受到影响，但平台上的买家和卖家反而从反垄断中受益。数字经济对于中国的影响大多是间接的。
自动化、5G、物联网、数字化管理、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等从各个维度提高行业生产力，拉动增长。监管和数据隐私相关法律出台是为了消除灰色地带，并不代表政策不再支持数字经济。
而且，平台企业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根据全国工商联经济部9月份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其中只有11家互联网企业，只占了500强企业7%的总收入，占中国GDP的0.1%。
疫情后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在讨论产业链搬离中国，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中国没有在贸易或者投资上与世界脱钩。
事实上，外资对中国的兴趣不降反增。
2020年，全球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下降，但是中国的FDI持续增长。2020年，流入中国的投资超过了世界FDI总额的1/5，比疫情前的份额提高了一倍。
今年这种趋势仍在延续。政策上看，中国对于吸引外资实体投资和金融开放的力度都在增强。实体经济投资的负面清单是衡量一国开放程度的指标。
中国自2017年开始连年缩短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除了军事工业等少数领域之外，外资几乎分布于中国所有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证券市场的跨境资本流入也在加速。国际金融机构逐步将中国证券纳入全球指数，直接拉动了资本流入，因为境外资管公司跟踪指数做被动配置是最主要的投资方式。最近的自由化政策使得在华运营的多数股权和外商独资金融机构数量大幅增加。
这其中包括外资控股的合资理财公司（如施罗德交银理财），外商独资的期货公司（如摩根大通期货），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富达）。摩根大通证券和高盛高华有望成为中国前两家外资全资控股的券商。
02
外资的国民待遇
1994-2008年间，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显而易见。外资占我国资本形成的比例在1994年达到顶峰15%，之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只占2.3%。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FDI。在
某些行业中，外企持续保持优势，比如资产管理、高端制造、奢侈品，但在大众消费品、工业中间品和电商，中国企业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近年来，外企的待遇开始比不上头部的国内企业，有很多曾经在外企工作的人才回流至民企甚至国企，带来管理经验。
随着外资对经济贡献的下降，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思考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以及外资与内资的关系。
中国曾经在税收、土地和人才引进上给予外企多项优惠，包括企业所得税减免、利润再投资的所得税返、外籍人才个税减免和子女教育费用免税等。
但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取消了对外企的所得税优惠，在企业税方面不再区分外资和内资。然而，取消优惠后，外资流入的速度并没有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一路下行，反而有了更大的增长。
中国成为最重要的世界工厂，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入华建立生产线。外资对于中国的发展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外资企业技术先进，会对同类型的内资企业形成威胁，但是也会激励技术创新。比如苹果和特斯拉一定程度抑制了国内手机与电动车企业的规模，但是也通过示范效应促进了技术创新。同时外企在中国大量采购配套零件，会推动上下游产业链的技术迭代，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比如蓝思科技和宁德时代。吸引外资进入中国，会提升中国整体的科技实力。
曾经，外资进入中国为的是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做出口加工贸易，但现在是为了中国的市场。这意味着外企在中国投资方式的转变。由于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中国的消费者和厂商，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规划会更加长远，也会更愿意将技术从母公司转移至子公司，甚至从子公司转移到国内的合作伙伴。
这几年，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就是由于中国本土市场容量大，可以轻易地分摊研发成本。
疫情结束后，全球产业链将会进入新一轮调整期，一些外资生产线会回流母国或分散至其他工业国，以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带来的风险。
但也会有更多外企进驻中国，为境内的消费者和企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