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我们住在柏林和海牙的那些年，通常都往奥地利的山地渡暑假。萨尔斯堡附近的阿尔特•奥塞（Alt-Aussee)，美丽村庄就是我访求弗洛伊德过后，我们渡暑假的地方。当时我的妻子感到好过不少。只要她小心，避免任何劳动，也能下来散散步了。但她的心情一直在忧郁和烦躁之间游移，充满了不适，挑剔每样东西：人物、我们租的房子、甚至迷人的风景。有时，她耐不住性子为一点小事就和我或旁人吵起来，有时就对我或旁人掉头不顾。
我们好久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了。我尽一切可能使她过得安适。我不辞烦劳，不顾代价，求来舒适。然而她还是不满意，而且常和我的病人过不去。她对两件最使她失望的事总是不能忘怀。
我们的儿子阿图爱上了一个荷兰女子，他告诉过我们，他准备和她结婚。他带了他的新娘茱狄斯来阿尔特•奥塞见我们，向我们告别，因为他要和他的太太移居巴勒斯坦。
爱拉素来把她全部的爱集中在我们儿子身上，如今一想到他会离开她而去就另一个女人；同时，会离开我们到那么遥远的国家去时，即觉不能忍受。她认为她已被我和我们的儿子所遗弃，同时认为她的独子之离去，将给她的生上一层阴影，而她的生活由于病魔的多年纠缠，本已是那么暗淡了。
我的妻子所不能忍受的第二件事实是前述我和女子的关系，那个关系已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爱拉性交已不可能，因为她的心脏病在晚年增剧了。当然，我处处留心，尽量不让她知道我在外头寻花问柳以求性的满足的事。但这一类的秘密总有一种倾向要显露出来，而所谓“意外事故”(其心理学的性质不总是偶然的)总是要把它们泄露出来，爱拉发现了我在外头的关系之后，心中充满了激愤，她感到深深地受创。她不能了解何以一个男人在他的黄金时代不能过着贞洁的生活，何以他必须去找女人以求性的发泄。她童年时代及少年时代所受的清教徒式的教育，在她性格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最后，我的妻子极力憎厌地接受了下述的事实：即我有时曾去找其他的女人求性的发泄。但当她发现这个女子对我不仅是一个性的对象时，她便不能忍受了。她感到屈辱。她深知维也纳女人的一句俗话：“一个女人乃比许多女人更为危险。”然而我决不曾把我的妻子弃置于不顾，决不曾想到我会因其他的女人而遗弃她。是的，在一种企图给予她每一样她因为生病而失去的舒适的努力时，我愈为她努力工作，我愈觉得对不起她。很多年来，我陪她去听那些使我厌烦到极点的轻歌剧，花了许多时间陪她家的人，而我和她的家人一点也没共同的地方，只为了使她高兴。我坐爱拉旁边许多小时，看她玩桥牌，常常一坐到深夜，绝望地和睡魔搏斗，和十一个小时分析工作之后的极度疲惫相搏斗。回顾当时，我从不曾为每一样的牺牲有过片刻的踌躇，现在，我告诉自己，我对她的怜恤是被夸大了；而当时我不是如我所阿谀自己的，是一个好人，而是一个笨汉。无疑地，我在下意识中对她所感到的罪恶感，使我作了断不会因其他原因而作的事，也使我担起了平常人几乎难以担当的重担。
还是回说到我们在阿尔特•奥塞的渡夏情形：爱拉已经发觉我刚提过的那个女子住在村落附近，也发觉我曾到那儿去看她。我的妻子和我谈起这件事，严厉地斥责我的不忠实。她愈说愈激动，我愈无辞以对，而除了提及她的病以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最后，她愤怒不过，大声喊道：“你是个无赖。”这句话像一阵强风打在我的头上。我一言不发地离开房子，走进茅舍周围的花园。
我们以前曾有过小口角及不协调过，——就像每一对多年的夫妻一样——起初大多数是因为我的无耐性及不能容忍，可是以后却是她多半因了她的病所引起的暴躁，可是我们从未有过像这一次那样的辱骂，我感到眩迷。我仍记得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午后，一切都绚烂光彩，空气是那么静谧，风景是那么优美。右边的一面高山峭壁，叫Dachstein的，好像在庄严地俯视我；左边草地上送来森林中松木的高贵气息。我沿着被一大片花圃包围着的小径走去。景象是那么谐调。我们用这个名字所臆造出来的上帝或艺术家，必是在一种莫扎特的气氛中创造了它，也就是在同样的圣洁的幽默中创造了它那种圣洁的幽默，常常充满在诞生于离此不远的萨尔斯堡的天才的音乐之中。
我环着大花圃走，我觉得我脑里不止一个思想。我并不感到颓丧。显然有一种重担压在我的胸膛，因为我不能自在地呼吸。我好像不在乎什么事了。我远离了自己，在那儿走着，感到一种超脱(形体)，感到一种不认识自己的心境。我不再知道在那夏天午后的静谧里，我在那花园的小径上，机械地，无思考地走了有多久。突然间，我听到自己说：“我不是一个无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无赖。”
在我的心中，好像有某种东西自己松弛了似的。压迫在我胸膛的那种重压好像变得轻了。接着我仰头望天，因为我的双颊湿了。那是在史特拉斯堡一带每逢美丽夏日的午夜所常下的蒙蒙细雨（Schnuerlregen）吗？不是的，刚才我哭了，而自己不知道。我回到寓所用一种很平静而友善的态度向爱拉说话。我感觉得出，她刚才说的话，并不是认真的，而只是一时气愤之言。我们的谈话很和气，没有再涉及我们刚才的争论，而是谈到阿图儿的婚事及离家独立的期望。现在，我们两人都感到，我们是彼此互属的。然而，我的声音带着一种新的腔调；一种很温柔，但也很坚定的语调，不再像几小时以前那样充满了罪恶感。
发生了什么事呢？当我在园中漫步的时候，我经验到难以形容的情感；然而它们的性质以及它们的发展，可以近想而猜测出来。我受到意外的打击，遭受到一种情感的震荡。长久以来，我即自觉有罪，而现在则从我对之感到心虚的那个人，得到公然而明确的咎责及非难。有几分钟，我必曾有唾弃之感的全应受谴责，连土中的小虫都不好。我确知，当我开始在那回转的路上漫步的时候，我感到受了莫大的挫折。
我用爱拉的眼睛来看我自己——像一个无赖。正当我感到迷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但我心中有某种澎湃的力量，反对我降服于我是一个可鄙的人或流氓，恶棍的判决。那一种力量既无关于自辩的思想，也无涉于推诿或遁降。它无关于把我的优点压下(掩饰)缺点的企图，而是从我性格的深处兴起的。我知道，我常常不体恤人，冲动、暴乱，可能常常无耐性、骄傲、软弱，受很多冲动四处驱使，但我不是无赖。
起先，我拗不过情感的诱感，屈服于我所刚听到的那一句责难；但接着，从内心深处，起了一种强烈的反动。弗洛伊德的话重在我耳边响起，使我忍受得住突然的打击。它们给我力量，不去屈服于即将压覆我的那一阵自恨和罪恶感的可怕浪潮。虽然打击有如旋风之力，但多亏某些隐秘的力量之助使我恢复了平衡。
往后的岁月，我很少想起这个夏日的午后，直到几个礼拜以前，因某件事才偶然使我再忆起那时的情景。有一个病人告诉我，他三岁的小儿子彼得，在餐桌上作了一个笨拙的手势，而把橘子汁泼满整块餐巾。他的母亲，本是一个一点也不神经质的女人，骂了孩子一顿以后，就送他上床。半个小时以后——那两个年青的父母坐在起居室阅读书报——他们听到睡房里传来孩子的喊声：“彼得不是一个坏孩子，彼得不是一个坏孩子！”再一次，强烈地抗议，在啜泣声中传来：“彼得不是一个坏孩子！”
阿图儿带着他的年青妻子离开我们到巴勒斯坦之后，爱拉感到非常寂寞，任何想使她分心的企图都归无效。她不能习惯在荷兰的生活，而我们想，在荷兰希特勒就莫奈我们何了。爱拉之想念我们的儿子愈来愈烈，终至忍无可忍；不顾她衰弱的心脏，她决定跋涉长途去耶路撒冷。她终于安然抵达，阿图儿和茱狄斯尽他们的力量使她逗留在那里能得安适。虽然在杰出医生的小心看顾和治疗之下，她的心脏病却日笃一日，而心情时刻在颓丧、冷淡和不安之间游移，加上这一对新婚夫妇住在一起，她没有找到她所寻求的心灵和平。但是她给我的信总是充满着情爱的，从来不见有痛苦或抱怨的痕迹。
在耶路撒冷住了几个月之后，她决定去维也纳探访她的双亲。她从海法开始旅程，横过地中海到意大利，然后搭车到维也纳。她必曾感到大限已至，她希望在临终的时候同她的父母在一起。在火车上，她已病入膏肓。当她抵达维也纳的老家时，即刻火急地请来一个医生，但她的生命已临到最后的几分钟了。她向她父母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再一次，她坚强的心灵证明了它对付事物的力量；她坚持到抵达她家门才死。
爱拉被葬在家冢。她的葬礼举行之时，我在荷兰，而我一直没见过她的坟墓。当我在海牙接到她死讯之时，并没有引起我很强烈的感情。长久以来，我便常怀着焦虑及痛苦的感情预期她的亡故。我常强迫我的想象力去面对那在我生活中投下长远的阴影的可怕事件。这种在思想中的预期，经常地出现，以致我到以后才了解了它神秘的意义。那是感情的自我护卫的一种潜意识的方法，它帮我准备并加强我应付命运打击的力量，但也软化它。其基础是一种神秘的或迷信的信仰，即当我想象一场大灾祸及它可能对我自己及我的幼子会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或许就能防止它。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期望，就是该一打击将不会那么可怕地打击着我，要是我预想它的话。你可以把这一种特殊的思想，即对未来的事情作最后的预想，称为魔幻的减少(discount)。我有一个患了困扰性神经病的病人，他经常在思想中对自己打赌。他试着使自己相信，他所真正期望的事物的反面将会发生，以便当欲望不能实现的时候，所感到的失望不致那么严重及令人丧志。然后他也可以安慰他自己说，他预见了不利的后果，来获得他对于他在他的恐惧这一例中他的思想力量的信仰的证实。
所有的这些已是老早以前的事，而其后发生的，已被一种锐利的触创使它分隔开了，那是欧洲的崩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伴随着古老的文明的解体。
当我撰写上面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我会对那些不过在脑海中浮现的念头或欲望感到那么罪恶，而对于实际上我表现得最轻率、怨恨、粗暴或甚至残酷的时候(无疑地，我是常常对我有病的妻子这样的)，竟然不会像那样感到有罪？不时，我是自己严厉而苛刻的监督者，我让自己从事于不得己的工作，来获取每一种她所必需的或仅仅能使她愉快的东西。但我并不是真正的仁慈和慷慨，因为要我所付出的牺牲得到赏识和赞赏，而我却时常因为过于苛求，或为一点小事发脾气而弄糟了我所作的一切服务。我常常就像一条好母牛，给挤出了好多奶，但过后猛一踢，把整个乳桶都打翻了。
所有我曾感到过的困扰性思想和焦虑已消逝了，我再不为我的思想罪过，我的恶劣意图及冲动感到罪恶了。然而，当我以后想到我妻子亡故的时候，仍有一种表现为特别的半成形的信仰的神幻思想的残留物。那是说，我常常想到她是为了我而牺牲的这个短暂的思想是这样的：我应该真的死去，而她却为我而死，她是代替我的因罪而失落的生命，而被命运掳去了生命。伴随着这个神秘或者说迷信的思想的感情及挚情。我的罪恶感是为了她担当了我的死罪而死，我对她的挚情是为了我感到她为我代罪受死必曾觉得甘心乐意。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一个神魔的信念的根源是我小时候所看到的一个宗教仪式。犹太教徒在赎罪，贡一只小鸡作他们自己的罪愆的牺牲(Yom Kippur)，为了他们的罪，他们本该丧失他们自己的生命。当我小的时候我的祖父(他曾和我们住了几年)在这一大节日里抓了一只山鸡，在我的头上摇晃了几周，口中念念有词。祈祷文说，小鸡是为我的罪恶受死的，将把它们宰了来替我赎罪。我的迷信思想必是这个童年记忆的残留物。我不知道，我原来是在那一点上胆敢无耻地认为我的生命，是比我妻子的生命更为宝贵，以及为什么她应该代替我受死，但在这一序列的思想之后，我总是对她感到一股挚爱与感激，以及一种不配的感觉，宛如我是不配承受这么大的牺牲的。
我真正感到抱歉，因为我对爱拉常常粗暴而不体恤。但这些感觉也是短暂的。有时，好像我不能再感觉那些强烈的情感了，我好像难于(有时甚至不可能)回忆它们的强度，或甚至它们的存在了，是老迈年纪及伴随着它的情感变化而导致的呢？还是我已变得如此冷酷了呢？宛如年青时代所拥有的感情的强度已经屈服于清晰、慎重及冷静的头脑。所有我在当年所经验过的事好像已离得很远，虽然那些景象犹历历在目，但已变得很小，好像倒转着观剧镜看到一样。
然而，我知道，我从内心深处确切地知道：在我逐渐成长、成熟的那些年，弗洛伊德和爱拉，良师和益友，还有妻子对我的意义。他们不单单是对于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人，他们的意义比这更深远。能在那些年里遇到弗洛伊德和爱拉，真是何幸如之！他们成了我的根本形象。爱拉之于我不单单是一个女人，而是女人的典范，是具体化的女性气质；弗洛伊德之于我，不单单是一个伟人，而是人的典范。他的人格好像已融了每一种我认为一个人所应该具有的特质：正直、坚强而富于智巧的道德勇气。在年青时代爱拉和弗洛伊德所施与我的，在我的人格中铭刻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我并不是无见于他们人性的弱点，但我一想到他们，总是觉得：纪念他们是有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