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剑刚
越石父是个贤人，此时正在被囚禁中。晏子在途中遇到他，就解下左辕马把他赎出来，带回了家。回到家后，晏子没有跟越石父打招呼就进了自己的屋子。过了一段日子，越石父突然提出绝交，这令晏子感到吃惊，忙问为何？越石父说：当时我在狱中，别人并不了解我，您既然无缘无故地把我赎出来，那说明你了解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解我却不能以礼相待，那还不如让我待在牢狱之中。
晏子意识到是自己错了，马上就请进去待为上宾。
越石父既然有贤德之名，就应该是一个读过书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士，士有尊严，容易理解。可事实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通人也都有做人的尊严。最典型的应该是嗟来之食那个典故。灾荒之年，一个受灾的平民，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可见，古代的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做为人应当有人的尊严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后世中国进入了专制社会，专制社会同样也需要人才，但制度设计却与此背道而驰，它更适合多产奴才而少产人才，即便是有点才气的，也是奴性十足，否则，就会活得不痛快，所以，尊严意识就大打了折扣。范仲淹崇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服从了自己的良知，但这也只能算是两千多年专制政体下的一个特例，因为当时的宋朝皇帝奉行了不杀读书人的祖训，尽管屡遭贬谪，毕竟无性命之忧，也不会殃及子孙。但绝对多数王朝执行的还是恐怖的株连制度，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革时期，还有这种现象存在，爷爷是地主，孙子仍然享受地主的待遇，尽管孙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家的土地，一生下来满眼都是人民公社的庄稼。
民国初年，张勋发动了一场复辟的闹剧，伪皇帝颁发圣旨，封张勋为“忠勇亲王”。张的属下都乐不可支，只有一位秘书忽然向张提出辞职。张问是何原因，秘书说，大帅既封亲王，对皇上就该自称奴才，而我们这些人就对大帅自称奴才了。我虽然出身贫寒，却不愿意做奴才，更不愿意做奴才的奴才。
生逢乱世，在军阀手下当差，具有双重的风险，但这位秘书为保有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尊严，做了一个大胆而危险的选择。没有其他，只是为了不愿意做一个奴才的奴才。
尽管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在国民性中植入了奴性的遗传密码，使民族中多产奴才，少产人才，但关于做人的尊严的观念，却完全可以说是国产，而且源远流长，不能说是外国的专利，也不可唱“此曲只应天上有”。
写于2012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