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无忆无求 Without Memory or Desire
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精神分析师威尔菲德·比昂（Wilfred Bion）讲过：心理师对病人应该「无忆无求」（withoutmemory or desire）。在他看来，心理师的记忆很容易渗入主观诠释，并随着时间变形；希求则可能与病人的心愿抵触。因此，记忆和希求可能让心理师对治疗抱持成见（称之为公式化概念〔formulated ideas〕）。比昂认为，心理师应该在每次晤谈时全心聆听病人当下的心声（不受记忆影响），同时对各种结果保持开放（不为希求所动）。
我实习时的督导很认同比昂的看法，我也以此为志，要求自己每次晤谈都要「无忆无求」。我欣赏不受既有概念或计划束缚，不持己见在我看来颇有禅意，很像佛教说的「心无所住」。可是在实务上，这其实更像是在模仿神经学领域的著名病人H·M，他因为脑伤的关系只能活在现在，无法想起刚刚发生的事，也无法为未来预做打算。我的额叶既然完好无缺，自然没办法让自己进入那种失忆状态。
当然，比昂的观点比我这里讲的更复杂，注意记忆和希求让人分心的面向也非常重要。但我之所以提到比昂，是因为在我开车去跟温德尔晤谈时，我突然在想：对病人（也就是我）来说，要是能「（对男友）无忆无求」，简直是老天赏赐的礼物。
又是周三上午，我坐在温德尔的沙发，座位A和座位B之间，刚乔好背后椅垫的位置。
我本来想从昨天早上的事说起。我在公用厨房看到一迭准备摆到候诊室的书报，最上面是一本叫《离婚》（Divorce）的杂志。我想象订它的人忙了一天回家，打开账单，翻开商品型录，接着映入眼帘的是杂志封面的鲜黄大字「离婚」。我又想象那些人走进空荡荡的屋子，打开电灯，自己热凉掉的晚餐，或是打电话叫外卖，一个人坐着吃，漫不经心地翻这本杂志，心想：我怎么落到这般田地？我想象那些走出离婚的人，他们找到别的事做，不再看这种东西；而大多数订户大概是我这样的人，刚被狠狠伤到，还在试着搞清楚状况。
当然，我跟男友没有结婚，所以我们不算离婚。可是我们本来要结婚，所以我当时闪过的念头是：我也是离婚族了。不过，人不就是因为情况已经很糟，所以才离婚吗？如果哀悼失去是必经之路，有一大堆不愉快能冲淡美好的回忆，会不会更容易一点？割舍一段幸福的关系，是不是比放掉一段充满冷战、争吵、背叛和失望的关系更难？
对我来说，答案是肯定的。
于是我坐下来吃优格，浏览杂志目录（「从拒绝中复原」；「管理负面想法」；「打造全新的你！」）。这时手机响起，有人寄电邮给我。我（不切实际地）希望是男友寄来的，当然不是。信件标题是「准备迎接最美好的夜晚！」我猜八成是垃圾邮件──可是，如果不是呢？我现在觉得糟透了，何苦白白删掉最美好的夜晚？
我点开来看，是我几个月前订的音乐会门票确认信，那时原本是想给最近生日的男友一个惊喜。我们都喜欢那个乐团，他们的歌就像我们交往过程的原声带。第一次约会时，我们发现彼此最喜欢的歌居然是同一首。除了男友之外，我想不出还能找谁去听这场音乐会──何况是在他生日那天。我该去吗？该跟谁去？他的生日难道不会让我想念他吗？这带出另一个问题：他想念我吗？如果没有，我不就对他毫无意义了吗？我回神看到《离婚》的标题：「管理负面想法」。
我发现自己很难管理负面想法，因为除了温德尔的咨商室之外，这些想法没有多少出口。分手也许就跟流产一样，也是一种消声的失落（silent loss），因为这种失落在别人眼里不太具体──别人看不到流产的人失去孩子，也看不到分手的人失去伴侣。所以朋友以为你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走出来，而音乐会票券之类的东西简直是你求之不得的证据，具体证明你的确有失去什么──不只失去那个人，还失去时间、陪伴、例行公事、只属于你们的玩笑和默契，以及你往后只能独自回味的、曾经属于你们俩的共同回忆。
在沙发上坐定之后，我本来想对温德尔讲这一切，可是我的眼泪成串落下。
泪眼朦胧中，我看到面纸盒朝我飞来，可是我再一次漏接（很棒，除了情绪低落之外，我现在还手眼不协调，我心想）。
我对自己突然失控既惊讶又羞愧──我跟他甚至连招呼都没来得及打──每次我好不容易停下来，才讲完「抱歉」就又失声痛哭。进咨商室后，我差不多有五分钟是这样：哭，试着停下来，说抱歉。哭，试着停下来，说抱歉。哭，试着停下来，说天啊，我真的很抱歉。
温德尔想知道我在抱歉什么。
我指指自己：「我这种样子！」我擤面纸的声音大如喇叭。
温德尔耸耸肩，像是在说，喔，这样喔──那又怎样？
我连停下来说「抱歉」都做不到了，只是哭，试着停下来；哭，试着停下来：哭，试着停下来。
就这样又过了几分钟。
哭的时候，我想起分手后的早晨，一夜未眠的我起身，下床，开始一天的生活。
我想起载札克上学，在他下车时对他说「爱你喔」，他看看四周，确定没人听见之后也说了句「爱你喔」，然后跑向朋友。
我想起那天开车上班，我脑子里一直飘出珍说的话：我不知道这件事算不算结束了。
我想起走进电梯，按下办公室的楼层，莫名其妙想到「逃避虽可耻但有用」这个哏，居然笑了出来──然后继续逃避：也许他会反悔，我心想，搞不好这是一场天大的误会。
当然，这不是天大的误会，因为我在这里，在温德尔面前哭哭啼啼，对他痛骂自己居然一蹶不振，居然把自己弄成这副德性。
「欸，打个商量，」温德尔说：「在这里的时候对自己宽厚一点，出去之后爱怎么自责都随便你，如何？」
对自己宽厚？这我倒没想过。
「可是……可是就只是分手而已啊！」我一秒忘记要对自己宽厚。
「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在门边挂个拳击手套，让你整节晤谈都能扁你自己，这样会不会比较轻松？」温德尔笑了。我吸气，吐气，放松，试着宽厚。突然灵光一闪，我想到自己看到自我苛责的病人时常有的想法：你如果需要找人谈谈自己，千万别找现在的自己。我总是告诉他们：自我苛责（self-blame）跟自我负责（self-responsibility）不同，后者应该像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禅学与心理学大师）说的那样：「灵性成熟的第二个特质是宽厚，它的基础是从根本处接受自己。」心理治疗也一样，我们追求的是自我同理（我也是人），而非自我评价（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拳击手套免了。」我说：「我只是觉得之前明明好一点了，现在却哭个没完。我觉得退步了，好像又回到分手那个礼拜。」
温德尔歪歪脑袋，说：「问你一下呴。」我以为他要问感情的事，赶紧抹抹眼泪，等他开口。
「你当心理师一段时间了，」他说：「你有没有陪过悲伤的人？」
他的问题让我剎时定住。
我陪人处理过各式各样的悲伤：失去孩子，失去父母，失去配偶，失去手足，失去婚姻，失去宠物，失去工作，失去身分认同，失去梦想，失去身体的一部分，失去青春。我陪伴过痛苦得表情扭曲的人、哭得双眼红肿的人，还有张嘴悲嚎如孟克（Munch）的《吶喊》（The Scream）的人。我陪过的病人说悲伤如「洪水猛兽」、「千斤压顶」，有个病人告诉我悲伤让她「异常麻木，痛不欲生」。
我也曾远远看着悲伤。念医学院时，我有一天在急诊室里负责送血液检体，走到半路，我被一声凄厉的声音吓到差点掉了试管。那是哀嚎。它刺耳、原始，比起人声，更像是野兽的叫声。我找了一下才发现来源。它来自走廊上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就在她带宝宝上楼换尿布的两分钟里，她的孩子跑出后门，在游泳池中溺毙。在哀嚎声中，我看到她丈夫匆匆赶来，得知噩耗，震惊大叫，像是在呼应他太太的哀嚎。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交织悲伤与痛苦的哀歌，但从那之后，我又听了无数次它独特的曲调。
不令人意外的是，悲伤（grief）可能貌似忧郁（depression）。正因如此，直到几年以前，我们这行的诊断手册还有「伤恸排除条款」（bereavementexclusion）。大意是说：当一个人在至亲好友去世后两个月内出现忧郁症状，应诊断为伤恸（bereavement）；但这些症状要是持续超过两个月，就该诊断为忧郁症。伤恸排除条款现在已经删除，部分原因是时间拿捏有疑义：人真的能在两个月内弭平悲伤吗？悲伤难道不会持续半年、一年，或是以某种形式持续一生？
此外，「失去」其实是多面向的，它包括具体的失去（例如我失去男友），以及潜在的失去（「失去男友」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对很多人来说，离婚之痛只有一部分跟失去配偶有关，失去配偶的重量未必大于这项变化所代表的意义──失败、拒绝、背叛、未知，还有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人生故事。如果是中年离婚，失去的可能还包括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此后，你很难再了解一个人和被对方了解到同样程度。我记得读过一名离婚女性的经验，她虽然在几十年的婚姻结束后认识新的情人，但是，「我永远不会和戴维在产房里彼此对望」，还有，「我从没见过他的妈妈」。
所以，温德尔的问题才这么重要。这为我唤起陪伴悲伤之人的记忆，也告诉我他现在能帮我什么。他无法为我修复破碎的关系，也无法改变既成事实，但他还是能帮到我，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深深渴望了解自己和被人了解。我做伴侣咨商的经验也是如此：一方对另一方的抱怨常常不是「你不爱我」，而是「你不了解我」（有个太太对她先生说：「你知道对我来说，哪三个字比『我爱你』更浪漫吗？」「『你好美』吗？」他试着回答。「不对，」他太太说：「是『我懂你』。」）
我又开始掉泪，也不禁在想：温德尔现在陪我的感觉不知如何？我们心理师陪病人时所做的、说的、感受到的一切，都受到自身生命历程的影响；我所经历的一切，会影响我在将来某个时间、某次晤谈里的表现。不论是刚收到的简讯、跟朋友的对话、对客服解释我账单有误的互动、天气、睡得够不够、早上第一次晤谈前想了什么，或是病人的事让我想起的回忆，都会影响我对病人的举止。与男友分手前的我跟现在的我不一样，我儿子婴儿时的我跟为人咨商的我不一样，跟现在与温德尔晤谈的我也不一样。温德尔也不例外，现在为我咨商的他，会因为人生到此为止所经历的事而有所不同。也许我的泪水让他想起曾经经历的悲伤，所以这次晤谈对他也很难熬。我对他是谜，他对我也是谜，可是我们现在聚在一起，一起梳理我何以在此。
温德尔的任务是协助我修订我的故事。每个心理师都得思考：故事是否经过夸大？哪些配角非常重要，或者无关紧要？故事有往前推进吗？还是主角一直在兜圈子？情节之间看得出主轴吗？
我们有点像动脑部手术，让病人全程清醒那种。手术进行时，医生要不断问病人问题：你感觉得到这个吗？你能讲出这些字吗？你能重复这句话吗？他们得一再确认自己离大脑敏感区域多近，如果碰到了就马上退回，免得造成伤害。心理师窥探的是心而不是脑，我们必须从最细微的姿势或表情，判断是否触及敏感神经。但我们跟神经外科医生不一样，我们是朝向敏感区域挖掘，而且还小心施压，即使这会让病人不太自在。
这是我们探寻故事深层意义的办法，故事核心常常是某种形式的悲伤。不过，表层与核心之间往往还有很多情节。
莎曼珊（Samantha）是二十多岁时来接受心理治疗的，目的是厘清她深爱的父亲的死因。小时候别人告诉她她父亲死于船难，但成年后她越想越不对劲，怀疑父亲可能是自杀身亡。自杀经常留给在世亲友解不开的谜：原因究竟何在？我们原本可以做什么来避免憾事？
在此同时，莎曼珊不断在每段恋情里找碴，一再挑三拣四，非要找出能让自己抛弃对方的理由。她不愿看到这些男友像她父亲一样变成谜团，可是她的响应方式却是不智地重新创造抛弃的故事──只不过在这些版本里，是她抛弃了别人。这种方式的确让她拥有掌控权，但她最后孤独无依。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莎曼珊发现她想解开的谜其实更大，不只是查明父亲是否自杀而已。她想知道的其实是：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个怎么样的人？她自己又因为这个结果成了什么样的人？
人都想了解和被了解，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于是一再陷入同样的困境。很多人一定想过：为什么我明明知道这样做对自己的幸福有害，却还是一做再做？
我哭了又哭，心里惊讶自己竟能哭这么久，也在想我搞不好已大量脱水，可是眼泪还是继续掉下来。在我察觉之前，温德尔拍了拍腿，表示晤谈结束。我深吸一口气，发现自己居然变得异常平静。在温德尔的咨商室里放肆地哭，就像裹在温暖的毯子里，舒适、安全，与外界完全隔绝。我又想了想杰克·康菲尔德的话，「接受自己」那句，心里却忍不住嘀咕：我是来付钱给人看我哭四十五分钟吗？
是也不是。
即使我们一言不发，温德尔跟我还是有对话。他看着我悲伤，却不打断、不分析，不出手缓和气氛。他让我用我今天需要的方式说我的故事。
我擦干眼泪、起身离开时，想到温德尔每次问我生活中的其他面向──男友和我交往那段时间还发生了什么事？认识男友之前，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都随便带过（家人啦，工作啦，朋友啦，唉！没什么好讲的啦！），把话题拉回男友。但现在，当我把面纸往垃圾桶扔，我突然明白：我对温德尔说的故事并不完整。
严格来说，我没有说谎，但我也没把故事全讲出来。
这样说吧，我漏了一些细节。
诚实的药效更胜同情，后者带来安慰，但常有所隐瞒。
── 葛蕾特·尔立区（GretelEhrlich），美国作家暨诗人
